儒学文化的地位·“三教”归宗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之术”的建议后，儒学在汉代成为了经学，定于一尊。白虎观会议则将儒学思想制度化、法典化。儒学定于一尊，并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之后，儒家思想走上了僵化、衰败之途。东汉时儒学思想蜕变成为谶纬神学思想，充斥着大量的迷信，流于荒诞，逐渐成为了思想界的一大祸害，已难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又由于统治阶级以利禄诱导知识分子读书，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多被束缚于儒家经籍之中，加以师法、家法的限制，全无理论的创造性，在热衷于一家一派的训诂、注疏的基础上又妄图标新立异，这样经学便逐渐走人了繁琐、支离、迂腐的末路，儒学因此而衰落。
经学的败落还应归因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桓帝和灵帝时宦官外戚利用皇权打击官僚士族、太学生以及郡国生徒，大肆搜捕，诛杀之。尤其是第二次党锢几达十六年之久，诛杀党人数以千计。党祸之余，经学已摧残殆尽，衰败之势已难以挽回。代之而起的便是鸿都门学即以书画诗赋技艺进士，只能以“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刊定五经章句”为学(《后汉书·蔡邕传》)。党祸之余尚存的经学家们如郑玄则拒绝与统治者合作，而转向引《老子》注易。又如经学大师马融虽因饥困潦倒而应大将军邓骘之召，然在思想上却更“奢乐恣性”，倾向道家，注儒经之余，亦注《老子》。而以王充、桓谭、扬雄、王符等人为代表的反对经学的思想家们则尖锐地批判了已被神学化了的儒学思想，使这一荒诞不经、粗糙不堪的神学体系的弊病暴露不已。汉末的农民大起义则实际地表明了作为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基础的经学思想已失去了维系社会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