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灵魂—教育制度·儒家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这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儒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是私人办教育的首创者，他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这就是把“士”培养成有道德、有理想和治国才干的“君子”。儒家所谓的“圣人”、“贤人”、“君子儒”、“大丈夫”、“大儒”等，都是指的这类人才。孔子以前的西周社会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为统治阶层培养官吏和军事人才，要求受教育者忠、勇双全，同时具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知识和技能，而孔子要培养的“君子”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更高的要求。《论语·宪问》曾记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要培养的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第二，要有治国安民之术。即是说，要德才兼备，其中德是主要方面。

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在“德”的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区别贵贱之礼，“泛爱众而亲仁”以及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中区别贵贱之礼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基础，“仁”要落实在“礼”上，“礼”则必须贯彻“仁”的精神。“仁”与“礼”互为表里，各有功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在二者之间，则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在孔子看来，只有具备了这三个方面，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并忠实于自己的崇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故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

从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来看，他是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的。凡符合其道德标准的学生，他都要大加称赞，如称南宫适是“尚德”的君子，表扬颜回能“三月不违仁”等。一部《论语》，有关孔子与弟子讨论道德问题的篇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为使学生保持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做到“好德如好色”那样，孔子非常注意对学生的政治理想教育。像《论语·公冶长》所载孔子与颜渊、季路等人的谈话，《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的谈话，皆为孔子对学生进行政治理想教育的著名例子。

在“才”的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具有一定的才智和“达政”、“专对”的能力，既要能治“千乘之国”，长“千室之邑”，又要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因此，培养学生的才能也是孔子教育目的的一个方面。有一次子路要派子羔到费县去做县长，孔子认为子羔年纪轻轻尚未学到什么才能，让他当县长等于是害了他。子路不以为然，说那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为什么定要读书学习才行呢? 孔子听了非常不悦，批评子路强嘴利舌进行狡辩。(参见《先进》)

与此同时，孔子还认为受教育者应具备多方面的修养。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若臧武仲之智，公孙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同上)这些观点比之今日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颇多类似之处。孔子有一句名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也说明他是把多方面的修养作为成人的最高阶段的。他曾谆谆告诫其弟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意思是说，不愁没有职位，就愁没有足以自立的道德修养和才能本领。这充分说明，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假如我们把孔子对德才两方面的要求作一比较，就会明显地看到孔子的侧重点在德而不在才。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从这些言论里，德与才的本末主从关系是不难看出的。孔子之所以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奴隶社会末期，奴隶制国家本来是依靠军事暴力进行统治的，但到了春秋末期，奴隶主手中的武力已成强弩之末，作用实在很有限了。孔子作为统治阶层的思想家，敏感地认识到仅仅依靠“杀无道以就有道”的办法进行武力镇压，已经收效甚微，所以很希望对统治策略作一些调整。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他解释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有鉴于此，孔子在从事教育过程中，最重视道德修养。所谓“贤才”，首要的一条就是道德完善。其后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教人怎样进行自我修养、怎样做人入手。这一传统，可以说从孔子那时就已经奠定基础了。

孟子的“明人伦”

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孟子，其教育目的同孔子一脉相承，也是为了培养“君子”、“圣贤”和“大丈夫”，也要求以德为主，德才兼备。孟子把“大丈夫”作为培养目标，其主要标准是什么呢?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即是说，孟子所要培养的“大丈夫”，必须把本阶级的道德思想转化为自己的坚强信念，经得起富贵、贫贱以及暴力的考验，自觉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孟子明确提出办学校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把以往较为抽象和笼统的道德观念加以具体化，变为可以具体操作和衡量的“人伦”，即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准则。所谓“明人伦”，即《滕文公上》所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仅如此，孟子还把“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作了明确规定，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孟子·离娄上》)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义思想，提出著名的“性善”论，把道德意识的根源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教育则是一种抵制和克服外界不良影响、把“善 ”的本性充分发扬光大的过程。因此，孟子在教育方面也像孔子那样偏重于伦理道德的培养。

荀子的“至乎礼而止”

荀子虽然在学术观点上与孟子有较大不同，但毕竟同出一门，都“宗师仲尼”，也都以儒学为本，重视教育的作用。孟、荀两人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儒家理想中的“礼治”。孟子所说的“人伦”是礼的集中体现，而荀子则主张“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礼成了道德的最高规范，因此荀子的道德教育是以礼义为中心的。他力主“性恶”论，认为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都是后天的产物，要使人改恶从善，就必须施之以礼义教育。经过隆礼之化，则“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守之，百姓以成俗”(《礼论》)。荀子的礼义教育，其目的最终还是要培养“积文学，正身行，能属礼义”的“贤能之士”，为实现其“礼治”服务。所谓“贤能之士”，实际就是荀子所说的“大儒”，是能实现“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的“圣人”。这种理想的人格，不仅包含了儒家“内圣”的道德修养品质，而且还加进了“外王”的要求，它无疑反映了战国末期对新型人才的需要。

《学记》《大学》的“化民成俗”与“三纲领”

《礼记》中的《学记》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一篇教育论文，也是中国先秦时期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学记》把儒家的教育目的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其中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和形成社会道德风尚。从二者的关系来看，人才本身首先应该是道德修养的典范。不过，能够进入统治集团承担治国重任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宏扬道德规范、形成道德风尚，却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遵行。因此，对于维护国家政权来说，伦理道德教育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培养治国人才。儒家教育既然要为实现“礼治”服务，就必然要把道德培养置于首位，因为它是铸造人才灵魂的关键，是人才能否为维护政权服务的根本保证。所以《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对大学教育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规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儒家提出的大学教育目的的“三纲领”：

(1)“明明德”，意思是要让人们先天的善性—“明德”得到明复并不断发扬光大，这是大学教育的第一项目的和任务。

(2)“亲(新)民”，意思是要求受教育者成为忠于封建道德的“新民”。善德既明就要做“新民”，因此这是大学教育的第二项目的和任务。

(3)“止于至善”，意思是受教育者要逐步达到“至善”的境界，亦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在前两项目的的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也是大学教育的第三项目的和任务。

很明显，“三纲领”的提出，把儒家教育完全纳入了道德修养、铸造灵魂的轨道。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的儒家大师们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培养“君子”、“大丈夫”、“大儒”、“圣人”，而《礼记》却在强调培养建国之才的同时，还注意到形成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性。尽管它所提倡的道德风尚仍然不可能超出君臣、父子、朋友之间的人伦范围，但毕竟从教育目的上增加了新的要求，从而从教育制度上扩大了儒家教育的范围，为汉代统治者推行所谓“教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儒家把追求“利”的行为看作道德风尚的对立面，从孔子开始就有所谓“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由于秦的速亡被视为急功好利、不讲仁义的恶果，所以汉儒更是对“义”“利”之辨倍加重视。如陆贾说：“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新语·本行》)刘向说：“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说苑·贵德》)萧望之称：“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矣。”(《汉书·萧望之传》)扬雄也认为：“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法言·学行》)王符则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潜夫论·遏利》)可见汉儒在“义”“利”之辨方面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董仲舒的“化民成性”

被称为“儒者宗”的汉代最有影响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从强化中央集权、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出发，主张统治者必须重视“教化”。他说：“古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是因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下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董仲舒是把“教化”作为统治者防民从利的重要工具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化民成性”，使受教育者都知道舍“利”而取“义”，“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董仲舒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才，就是他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人。

董仲舒继承了《礼记》关于“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教育思想，为了实现他“化民成俗”的教育目的，特向汉武帝提出了“立学校、兴教化”的建议。他认为，要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防止奸邪的发生，最重要的莫过于设立学校。他说：“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举贤良对策》)可见董仲舒建议立学校的目的是教育人民成为顺民，不致于犯上作乱。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广泛享受学校的正规教育，他们只能受统治思想的教化与陶冶，亦即接受官方的宣传。实际上，汉代设立学校，尤其是太学，主要是培养少数统治阶级的子弟，使他们成为“尊王明伦”的统治人才。董仲舒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举贤良对策》)他指出，兴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推行教化的根本。他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同，于是在公元前124年中国正式成立了太学，确立了封建统治者培养人才的形式，为历代教育奠定了基础，这在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孟子开始，儒家教育的目的被确定为“明人伦”的道德培养。到汉代董仲舒，更具体化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封建礼教。这种伦理纲常此后便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也支配了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

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

韩愈是唐代有名的儒家学者，他在魏晋玄学风行之后，佛教广泛传播之时，痛感儒家之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于是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自居，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是唐代很有影响的教育家，他继承了儒家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并提出过不少教育主张。他重新打起维护儒家道统的旗帜，提出以“明先王之教”为教育目的。韩愈把“先王之教”概括为“仁义道德”四个字，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义道德”若载之于文，则为《诗》、《书》、《易》、《春秋》;倘施之于法，就是礼、乐、刑、政;如见之于事，即其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夫妇、昆弟，以及饮食、衣服、宫室等人伦与人生之事。因此，遵循先王之道，学习先圣之书，顺乎人伦，本于人生，就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所以他强调说：“学所以为道。”(《原道》)韩愈把维护儒家道统，加强儒家思想的控制以及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伦理道德，作为儒家教育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是消极落后的，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弘儒家的教育传统，宏扬民族文化遗产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韩愈继承了儒家尊师的传统，专门写了《师说》一文。其基本精神与“文以载道”的思想一样，仍然是从“卫道”的立场出发，认为师应是道的化身，“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从师的目的就是学其道。韩愈明确指出：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传授文化知识，解决学生的疑难。当然占首位的还是传道，而授业也要“文以载道”，解惑亦不外乎解除“道”与“业”方面的“惑”。其中解惑是授业的起点，而授业的目的则是传授伦常大道，培养能继承儒家道统的人才。就这方面说，韩愈的教育目的论仍然是孔子“举贤”思想的发展，而人才的培养也仍然偏重于伦理纲常和道德品质的修养。

自宋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宋明理学。理学虽然吸收了佛、道二教的一些材料，然其主干无疑仍是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学说。理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论证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以及如何培养和获得封建道德。其实，大部分属于教育问题，或与教育问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因此，理学家们往往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而宋代以来儒家的教育思想也往往体现于理学家们的论著之中。

理学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它把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视为永恒的、绝对的最高原则。它重血缘、崇宗法、讲名分、别尊卑，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去除“人欲”，从而各安其位，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理学把“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即消灭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私欲，向全社会推行道德伦理思想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是宋明理学家在教育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在理学家们看来，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到“存天理、灭人欲”，达到至善的境界。因此，他们的教育目的最终仍然体现在培养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才—圣人身上，这可以说是理学家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又一个共同特点。

张载的“立人之性”“求学圣人”

早期的理学家张载认为，教育对改变人性、完美天资具有重要作用，这就为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往圣人境界的理想之路。以此为基础，张载进而提出了“立人之性”、“求为圣人”的教育目的。他说：“学者须当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语录》中)这就是说，教育是要让学者学着做人，做至仁至善的圣人。因此，张载自己在教育学生时，“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宋史·张载传》)。他认为圣人应是既“乐己行德”，又“道济天下”的人，即“独善”与“兼济”完美统一的人。程颢、程颐也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学为圣人，求得圣人之道，因此他们强调：“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二程遗书》)他们心目中的圣人之志是“止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仁民爱物，是天理善性的完美体现者。

朱熹的“明人伦”“求仁”

朱熹教育的目的也是要造就封建时代的所谓圣人。他引荀子的话说：“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文集》卷七四)他认为圣人应该明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法等级制度。具体言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五教之目”。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把这一“义理”应用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与日常生活之中的圣人，并进而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他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条》，除上述“五教之目”以外，还包括“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不仅成为历代书院的指导方针，而且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教育目的的完整体现。从理学家们对教育目的的论述来看，并没有多少新思想，仍然没有超出儒家一贯的教育宗旨。因此，儒家教育的目的，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这就是培养严格遵循伦理道德规范、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

归根结底，这种“明人伦”、“求仁”的教育目的论，是与儒家“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的政治目的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