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孙中山对儒学政治精神的继承·要用民族精神救国

孙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义”第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尚书》所载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和谐)。他的平沦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渐扩充到百姓，使万邦协和，黎民于变时雍，岂不是目前团结宗族造成国族以兴邦御外的好榜样吗?”这段话，是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倡导用民族精神救国时讲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又称为“国族主义”。他认为：“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义义，没有国族主义。”(《孙中山选集·民族主义第一讲》)我们国家，从一国来说是“一盘散沙”，但从家族和宗族来说，就非常团结，往往为保护自己的宗族，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这是中国社会的固有传统。因此，要用民族精神救国，应向尧学习，利用中国固有的家族、宗族观念和组织，先从一姓、一乡、一县做起，然后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先实现各姓的团结，然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中华民国的大国族(参见《孙中山选集·民族主义第五讲》)。

孙中山寓国家的团结于宗族团结之中，把国家的问题转化成民族的问题，并从宗族进而落实到家族这一基本的社会组织关系上，与孔孟寓治国与家族、宗族生活的政治思路是一致的。孔子的仁学的基本思路，就是调整贵族集团之间的亲和关系、以替代礼崩乐坏的秩序。孟子则以“孝悌之道”作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基础。孔孟孙三人都把治国问题最终落实到治家问题，用宗族血亲宗法的纽带以实现国治或救国的目的。

在如何实现以民族精神救国问题上，孙中山主张恢复中国旧有的旧道德。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起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些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选集·民族主义第六讲》)

孙中山认为，有的人认为到了民国了，便可以不讲忠字，这是误解。虽说忠君是不可以，便忠于民、忠于事当然可以。“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同上)今天还是要讲忠，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的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样实行，便可以知道。”(同上)

“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同上)

孙中山的结论是，中国这些旧道德是特别好的道德，“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同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旧道德不但是儒学倡导的内容，更是儒学的精义。所以恢复旧道德，也可以说是复兴儒学，不过孙中山先生在新文化如此盛行的士风中不便直言罢了。但即使不便直言，也已对醉心新文化而排斥儒家道德之学的人给了应有的训斥，并把恢复旧道德提到恢复民族地位的高度，可见孙先生不失中华民族之大本，高屋建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