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优则仕—文官制度·儒家的入世传统与文官队伍的来源

儒家文化的基本倾向之一是积极入世，儒家学说的精义所在也是引导人们经邦治国，建功立业。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青睐儒家学说，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建立文官制度，正以此也。

孔子倡“入世”

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时代即已确立。通观孔子的全部学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学巨匠，而是对伦理—政治问题给以特殊关注、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一生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着入世、用世的特点。按一般的说法，孔子是先秦《六经》的整理者，《六经》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历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正如《庄子·天下》篇所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而“以六艺为法”(《史记·论六家之要旨》)的儒家，正是先秦时期这三种经世学问的集大成者。换言之，儒学之所以依据《六经》，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经世致用之学。清人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宇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文史通义·易教上》)，“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文史通义·经解中》)。这说明孔子传述《六经》的目的在于以《六经》治世，而非托于空言，或只作形而上的义理研究。孔子本人曾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有相

当一部分是直接谈论“学政”、“干禄”之事。即使议论道德修养、学习方法等问题，也是培养学生将来从政的质素与才能。孔子与当政者讨论的问题，也不离“为政”、“使民”、“何为则民服”等治政之道。可见孔子的学说及其言行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即通过修己，达到治人，最终实现其政治理想。既然如此，孔子采取积极入世的政治态度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积极入世毕竟还有层次上的区别，这就是孔子所称的“小人儒”与“君子儒”。“小人儒”是指仅靠一些吹吹打打，写写算算的微小技艺混饭吃的术士;“君子儒”则是既可为师教人，又可出仕做官的人。在孔子的门徒中，的确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如樊迟请学稼学圃，子张问如何才能求得禄位(参见《论语·为政》)等。在孔子看来，这有流入“小人儒”一途的危险，所以他不断提醒弟子必须明白“学”与“禄”、“谋道”与“谋食”的关系，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要受眼前小利的诱惑。孔子一则曰：“三年学，不至于谷(禄)，不易得也。”(《论语·泰伯》)再则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说明孔子并不以教具体技艺为务，而是要把他的私学办成经邦治国的人才培养基地。

孔子的这一教育宗旨，由他的高足子夏作了更为明白的概括：“学而优则仕”。对于这句话，长期以来人们聚讼纷纭，解释不一，但不论怎样理解，都不超出学习与做官的关系这一范围。其中的“优”字，作“有余力”也好，作“优秀”也罢，其间并无实不可解的矛盾。因为能“有余力”，自然是学习“优秀”的结果;倘学习不“优秀”，又何来的“有余力”? 所以不妨二义兼而用之，意思是：学习成绩优秀，有余力就去做官。清人刘宝楠认为这句话的本义为“学至大成乃仕”(《论语正义》)，也有一定道理。所谓“大成”，按《礼记· 学记》的说法，是指经过九年学习，在“大学”取得了从政的资格。可见无论怎么说，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做官，这一观念在孔门弟子中是深入人心的。

为何读书人一定要做官呢?《论语·微子》中的一段记载发人深思：有一次，孔子与弟子遇到一位隐者“荷丈人”，骂孔子师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让弟子子路向他解释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 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从这里可以看出，读书做官，积极入仕，对儒家来说是他们的天职与本分，是“行其义”，遵其道，因为他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否则，消极退隐，洁身自好，就是废弃了君臣之义，乱了大伦。正因如此，孔子师徒在“礼崩乐坏”的周季，明知“道之不行”，却仍然奔走乎列国之间，游说于公卿之中;甚至席不暇暖、屡遭困厄，依旧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自己宣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论语·阳货》)表明他的用世决心。并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孔子虽有时对学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表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蘧伯玉一类君子，但他的基本主张却是积极入世，反对退隐。在整个儒学体系中，“仕”与“隐”、“进”与“退”始终是两个互为补充的侧面，后世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然而“兼济”毕竟是儒学的主流，“独善”不过是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而且儒者即便归隐，也往往“心存魏阙”，伺机复出。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正表明了难以忘怀政治的心迹。

孟子重“内圣”

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执着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绵延不绝、一以贯之。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都以孔子事业的继承者自居，也都以办教育而出名。他们的学术见解虽多有不同，但在培养学生成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却一致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宗旨。孔子要求学生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孟子也要求学生区别“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强调“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很明显，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大人”和“劳心者”，与孔子说的“君子儒”是一回事，都指“学而优则仕”的治理天下之才。荀子不仅接受了“小人儒”与“君子儒”的说法，而且把儒者分成大小、雅俗等几类：“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荀子·儒效》)这些都说明，先秦儒家的大师们，无一例外地要求弟子积极入世，上者成为王佐，下者成为吏材，即使做不成官，也要成为培养治世之才的“君子儒”。

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卫国人。孔子弟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对后世影响深远。

就个人的入世方式而言，孔子、孟子和荀子有所不同。孔子主张”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同上)结合起来，贯通起来。“修己”是“安人”的先决条件，“安人”则是“修己的最终目标。这是“学而优则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原始形态。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学而仕，仕而无学的现象普遍存在;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壮大，又出现学而不能仕的尖锐矛盾。儒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把“修己”“安人”贯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既有力地冲击了“亲亲”的世卿世禄的为官制度，为平民进入仕途作了舆论准备，又可以使官员的素质得以大大改善，所以成为后世儒家乃至历代统治者遵循不移的文官制度的指导原则。

孟子与孔子的入世风格一脉相承，他有强烈的治世雄心，曾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不过他的“平治天下”的方式侧重在“内圣”一端，具体说就是通过“正人心”来达到“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的政治目的。所谓“正人心”，实际是孟子学说的核心“仁学”，引申到政治领域，就是所谓“仁政”。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只要把内心固有的仁义礼智发扬出来，便“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可知孟子的入世方式便是重视内在的修养，进而主张推行“仁政”。与此同时，对外在事功却不予重视，或有意贬低。如他声明“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孟子·滕文公上》)，对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成就霸业的君主也不屑一提(《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孟子要求自己的弟子成为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大人”以实行“仁政” !

荀子专“外王”

与孟子不同，荀子的入世方式不在“内圣”，而在“外王”。他从“性恶论”出发，认为要把社会治理好，就必须建立秩序并加以制度化，这就是隆礼。荀子说：“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他所描绘的“一天下，财万物，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非十二子》)的理想世界，实际是一个在礼的规范下，等级分明、秩序井然而又充满了外在事功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成为能任天子三公的“大儒”，最起码也要成为能任“诸侯大夫”的“小儒”。

总之，先秦儒家大师们尽管各有侧重，但在积极入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也都把“学”与“仕”贯通起来。清儒程晋芳曾指出：“夫古人为学者，以自治其身心而以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正学论三》，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一)。这种“古无经术治术之分”的学仕合一传统，被龚自珍概括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龚自珍全集·治学》)。无宁说，这种学仕合一的传统既是儒家积极入世风格的集中体现，也为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在先秦诸子学派中，不要说主张自然无为、消极避世的道家，就是同为积极入世、辅佐君王治理天下的法家，在这方面也是比儒家大为逊色的。因为法家在教育、选举这些与建立文官制度紧密相关而又互相配套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与儒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秦汉之际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大学》，专门讨论了培养封建国家所必须的大批文官人才问题。它概括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事业发展的方向，明确提出以“治国、平天下”，即出任文官以助君王德化天下的入世方式。郑玄认为：“《大学》者，以其博学可以为政也。”(《礼记正义》卷六○)强调大学是要培养为政的文官之才。朱熹也认为“大学”即大人(文官)之学，并把大学之道概括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从孔子的“修己以安人”到朱熹的“修己治人”，可以说是儒家兴办教育培养文官之才的基本传统，也是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集中体现。所谓积极入世，并非一句空言。对儒家来说，甘居人下，做天子的顺民，或象孟子所说的做一个“治于人”的“劳力”者，绝对算不上积极入世。儒家强调“修己”的重要性，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然而“修己”是以“治人”为旨归的，而“治人”则必须身居官位，这是任人皆知的常识。所以无论是对于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来说，还是对于一心钻营，追求功名富贵的人来说，“学而优则仕”都是必由之路。更何况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入世哲学，渗透着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的内容，以治儒学为业的人对仕途自然会趋之若鹜。历代虽都有一些淡泊名利而潜心治学的儒生，但毕竟为数不多，而且往往有特殊原因，或不愿与当局合作，或仕途坎坷复出无望等，绝对无意于仕途的人几乎是没有的。

从儒家学派的发展过程来看，先秦儒者虽然入世心切，却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汉儒对他们的评价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实是先秦儒家的一套治国方略难以适应各国以武力争霸的局面，显得不合时宜所致。在这种情况下，连祖师爷孔子都“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其他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可贵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并没有因政治上的不得志和同时代人的不理解而泯灭，反而在大一统的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并且为中国文官制度的确立从人力资源上提供了保证。

董仲舒尚“经世”

汉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入世精神，积极主张儒学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服务。他认为封建国家句须建立起相应的官职制度，而培养大批符合官员条件的人才乃是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正可以大展宏图。于是董仲舒在积极入世精神的感召下，在《贤良对策》中向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三大文教政策，都为武帝所采纳并付诸实施。元朔五年(前124)正式成立的太学，确立了封建国家培养文官之才的最主要形式，不仅在教育史上，而且在文官制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的官学，成了培养文官的重要基地，对文官制度的建设立下了大功。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儒家在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提供师资、考试选拔等所有方面，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一般认为，儒学自孔子之后，即主要分为以孟子为代表的“内圣”与以荀子为代表的“外王”两派。秦汉以后，儒学继续沿着这两个方向分道扬镳，如清季大儒康有为就持这种观点：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谷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君臣政议，其支脉也，近于经世者也。(《长兴学记》)”

在这里，康有为把儒学分为两大主潮，以董仲舒、刘向为正统的汉学，属“经世”，亦即偏于“外王”的一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属于“义理”，亦即偏于“内圣”的一派。应该说，康氏基本勾勒出了儒学的两大主潮，但是两大主潮对“经世”与“义理”的各有偏重，并不等于儒家学派分为入世与出世的两派，而是都坚持了儒家积极入仕的传统。从荀子、董仲舒到宋代的叶适、陈亮，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清代中晚期的龚自珍、魏源，这些主张通经治世、力倡实学的儒者自不待言，就是从孟子到韩愈、从二程到朱陆这些所谓的义理派，又何尝不是积极入世的呢? 孟子其人已如上述。以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更是主张复兴积极入世的儒学而反对消极出世的佛学。做国子祭酒时，韩愈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他的杂文《马说》是一篇极好的“人才学”论文。那种要求统治者善于发现人才、正确使用人才的思想感情，绝不是出世主义者所能有的。

朱熹讲“治平”

宋明理学家虽然激烈抨击荀子的“外王”方略，着重发展义理之学，但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偏离儒家的入世传统。如二程曾反复强调儒家的通经致用学风：“穷经，将以致用也。……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达于政事专对之间乎? 则其所谓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四)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是强调“修身”与“治平”的贯通。他认为《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中庸章句》)，“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来，也要知个贯通处”(《朱子语录》)。

至于陆九渊与王阳明，更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把自己的学说思想和根本目标同维护封建伦理及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陆九渊十三岁时就提笔大书：“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宋史·道学传》)后来他教育门徒既要做伦理道德的“完人”，又要成为驾驭万物、顶天立地的“超人”。王阳明少年时代就抱有“读书学圣贤”的志向，考中进士后从事教育活动，以期达到“救民救世”的目的，时人称王阳明“事功道德，卓绝海内”(《千百年眼》卷一二)。可见，儒家学派中的任何一流，都毫无例外地要求通过“修己”达到“治人”的政治目的，也都以积极入世作为自己的传统。其中高者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低者则只“求干禄”，“觅仕进”，谋为“政要之官”。这是历代统治者对儒学情有独钟的奥妙所在，也是儒家士子成为历代文官主体的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圣贤之言与治国之道，学习的目的是做官从政，而作为官学、私学老师的儒学经师又普遍怀有入世济世之志，那么作为文官预备队的儒学门徒自然会关心时政，试图学有所用了。事实上，历代接受儒家教育的学生多为这类热血男儿。自汉代开始，太学生上书言事、抒发政见的情况就十分普遍。如汉代梅福、终军、孔僖、刘陶等太学生的上书，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东汉的太学生更是与朝中士大夫结成一股足以影响朝政的“清议”力量，使参政议政成为儒家教育的另一重要传统。宋代太学曾有“无官御史台”之称(《鹤林玉露》卷二)，北宋末年太学生带领数万群众包围皇宫，要求皇帝在国难当头之际重用李纲等“社稷之臣”，严惩张邦昌等“社稷之贼”;明代末年以东林书院师生为主体的“东林党人”反对阉宦的斗争，都是儒门弟子干政的著名例子。这些人虽有时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但多数还是走上了仕途，成为文官队伍的主力军。在整个封建时期，儒学出身始终是选举入官的正途，孔老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终于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