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中国”正统·正统之本

儒学成为正统，高踞于其他学派之上，是汉武帝以后的事。但儒学正统思想的根本，却可以追溯到汉民族始祖黄帝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左右，黄帝集团统一了中原地区各部落。经过了夏、商、周到秦汉的漫长岁月，以黄帝为祖先的华夏诸国逐渐同化了周边地区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许多大小部落，形成汉族，亦称华夏族。与周邻诸族相比，汉族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从地理位置来看，汉族聚居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地处九州之中，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比周边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

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原地区开发早，农业发展水平比较高。到秦汉时期，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的共同经济，黄河流域各地区的农业、工商业、畜牧业、蚕桑业已出现区域性分工，并出现了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丘等全国性的商业城市。

从政治制度来看，夏、商、周等早期大国都是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全国统一后的秦、汉亦以长安、洛阳等地为政治中心。早在殷周时期，就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文物典章礼仪制度，其中包括封建、宗法、官制、兵制、法制、礼制、考选制度、学校制度等等。到了秦汉时期，各项制度更加臻于完美，这些都远非四夷所能比。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原地区更是独领风骚。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金文)的产床，儒家最早的六部经典(《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的诞生地，也是公学、私学以及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百家争鸣的主战场，学术气氛浓郁，仁义之道风行。而夷狄之地则是“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祝发文身”、“被发衣皮”、“强而无义”。

早在儒学创立的春秋时期，夷狄文明落后、粗陋的事实已是人所共知。“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既然汉族走在各民族文明发展的前列，那么，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视为正统、法式，也就不奇怪了。“中华”一词，便是这一思想的生动反映。“中”指居于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华”指富有文化。《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尚书· 禹贡》把“天下”分为五服：甸服(王畿周围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侯服(甸服以外五百里内受封之诸侯国)、绥服(侯服外五百里内“服王者政教”的附属小国)、要服(绥服以外五百里内通过盟约使之服从的地区)、荒服(要服以外五百里内的政教荒忽之地)，位于中心地区的甸服、侯服、绥服构成了“中国”(亦称“华夏”、“诸华”、“诸夏”)，而边远的“要服”、“荒服”则属蛮夷戎狄。前者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文明之邦，后者是落后的野蛮之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也;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也;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也。”(礼记·王制》)这种文明程度的高下之分，导致了华贵夷贱思想的形成。在《左传》中，便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之说。战国时期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甚至赵武灵王打算着胡服而习其骑射之术，也马上遭到公子成等人的强烈反对。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制度，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儒家所谓的正统，首先是指华夏文明的范式。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别，其实是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孟子故里坊

其次，儒家的正统还指儒家以仁义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孔子继承、发展了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殷、周文化，形成了包括哲学、政治、伦理、学术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理论—儒学，并成为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显学。其他地区的文化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直到春秋以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仍被诸夏视之为“夷”。孟子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正统观念，把不合《诗》、《书》、《礼》、《春秋》的思想统统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

再次，儒家的正统观还把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派别作为异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封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其正统的地位得以确立。由于儒学内部分化出不同派别，尤其是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立，正统与异端的斗争又有了新的内容。

再其次，作为华夏为四夷法式、“夷不乱华”的延伸，许多儒家知识分子常常把外国文化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韩愈以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建议皇帝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硬措施，便是儒家正统观在对外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极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