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本岛人本—儒学与传统神学·情丝难以割舍
由于儒家的无神论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统治阶级又十分需要宗教神学作为其巩固统治的辅助手段，程度不同地给予提倡和支持。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封建君主又往往是站在有神论一边的，所以，儒学虽然表现出鲜明的无神论特色，但总是与传统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1)“天命”的神学色彩。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最高统治者就把自己打扮成受命于天、治理人间的“天子”。孔子把传统的天命观改造成为义理之天，必然之命，但仍保存了人格神之天的一些痕迹。西汉武帝时“为儒者尊”的董仲舒向唯心主义神学迷信的方向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论，把天说成是“百神之君”，能干预人事，赏善罚恶，用“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政治目的服务。他认为，君主贤明，自有受命之符瑞出现;国家有了过失，“天出灾异以谴告之”(《春秋繁露·必仁且知》)。在董仲舒的影响下，对儒家经义作神学解释的纬书大量出现，以灾异和符瑞为主要内容的谶纬迷信一时到处泛滥。眭孟、夏侯胜、刘向、谷永等许多经学家也都讲阴阳灾异。后来，天命思想的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越来越深的积淀。唐代韩愈虽极力反佛，但仍宣传天命论。宋明理学家们融天、命、道、理、心、性于一炉，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把传统的天命观进一步哲学化、伦理化，把人性、道德说成是“天”、“命”所赋予的，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自觉当好封建统治阶级的顺民。虽然他们将“天命”完全义理化、哲学化了，但其神学色彩依然很浓。
(2)宗祠威仪。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族统治，古代帝王、诸侯和士大夫都建有宗庙，作为祭祀祖先的处所，以鬼礼享之。秦尊君卑臣，只有天子立宗庙。汉代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唐以后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遂废。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扫荡，家庙制度不复存在，但到宋仁宗皇祐年间，得以又恢复。元代则统以祠堂名之。这种从古代祖先神崇拜演化而来的宗祠迷信，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加强族权的一种手段。它一直延续到新中国诞生之前，影响十分广泛。
孔子、关羽等有益于王道圣教的功臣，也被请进神庙，享受祭祀。到了清代，仍有专祀孔子的文庙，并以四配、十哲、六十九贤、二十八先儒从祀。关羽被顺治皇帝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各地均建关帝庙，定期祭祀。这样更加深了儒学的宗教色彩。
(3)星命、卜筮。由于《易经》是部占筮参考书，这就使儒家与星占、卜筮建立了一种天然的联系。荀子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也主张把祈雨、卜筮等仪式作为顺应人情的一种文饰。他说：“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汉武帝搜罗了一大批占卜者在身边，在北击匈奴、西征大宛、南伐南越之前，都进行占卜。天文占、蓍龟占、杂占等形式与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及谶纬迷信结合在一起，名目繁多，广泛流行。金代一些儒学名士如麻九畴等均善卜筮、射覆之术。到了明代，更有《周易杂占》、《卜筮全书》、《皇极秘数占验》、《梦占逸者》、《戎事类占》等卜筮专著，大都为一些俗儒所为。
(4)鬼神、丧葬及风水迷信。人死为鬼的迷信，流传最广，信者最众。连著名无神论思想家王充也不得不妥协，认为人们通常说的人死变成的鬼是没有的，但有各种“性自然、气自成”的妖祥，同瑞应一样，都是社会兴衰的征兆。主张“人死神灭”的范缜亦承认有一种与人不同的生物叫做鬼：“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各种丧葬迷信，流行更广。蔡无定、朱熹等一代理学大师也笃信风水。朱熹不但精心为父母寻地迁墓，还一再上书，参与宋孝宗陵地问题的争论，“以为宋社血食久远之图”。乾隆进士、礼部尚书纪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术数类选择著录了相宅相墓之属八部十七卷，批判地介绍了十八部一百三十二卷，附录一部六卷。在纪昀的影响下，许多文人学者也对堪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秦蕙田著《地理元宗图说》，江永写了《地理裘腋集》，焦循作了《相宅新编》，张惠言则有《青囊天玉经》。据说大学士张储医卜星相堪舆风角之术无不通晓。经他选择葬地的人家，“三十年后皆当大贵行伍”(《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种世俗迷信，不仅花色品种多，流行范围广，而且与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结合得更紧，对人们毒害更深，成了钳制人们思想、扼杀创造精神的沉重桎梏。
(5)对佛道神学的妥协。佛教、道教神学的流传，使许多“文人学者悖圣教而溺淫辞，如饮枉药而不知其醉”(周召《双桥随笔》卷九)。佛道神学与封建迷信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清代经学的先驱钱谦益(1582—1664)既承认佛是宇宙的统治者，亦承认在佛统治下的仙人世界。说只是“耕心田，养神谷”，一边去欲、劳动，一边积德行善，即可往生“西方”。精通经史的文学家朱彝尊(1629—1709)说：“佛氏有因果之说，道家亦有感应之篇。然福善祸淫之源，《易》、《书》、《诗》著之详矣。”(《曝书亭集》第三五卷，《刘宜人作感应篇集注序》)对风水、遁甲、推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总的来说，儒学的人本主义立场，其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治学宗旨，使它保持了理性的特色，具有超越宗教的情态和功能，能与宗教神学及世俗迷信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为了强调封建统治的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使儒学又不能与神学彻底划清界限。这是由于儒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立场和功能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