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代儒学·心学的现代版—贺麟·儒学现代发展的道路

贺麟是在五四运动后，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以期发展出一种代表世界文化发展方向、同时能够调整当时中国人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的民族新哲学，为中国文化寻找现实出路的哲学家。

贺麟哲学创造的鼎盛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间。这一时期，是中国哲坛群星并起的时期。贺麟认为，五四时期的狂飙平息之后，文化战线的任务，就是在五四运动扫荡了旧文化、旧道德的基址上，建立起新的民族文化、民族哲学。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最少弊病，统合能力最强，最适合未来工业社会的精神需要。儒家思想最古老，但可以经过现代发展和转化，成为新的有生命力的思想。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绝非不可融通。只要现代中国人用中国其他文化流派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去调和它、充实它，儒家思想就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贺麟说：“道德传统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西洋文化的输入与把握，皆足以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1988年版，第7页)

在新道德的提倡方面，贺麟指出，新道德的方向，应该是由孤立狭隘而趋于广博深厚;由枯燥迂拘、违反人性，而趋于发展人性、活泼有生趣;由因袭传统、束缚个性，而趋于自由解放、发展个性;由洁身自好的消极的独善，而趋于积极的社会化、平民化的共善。具体说，即“从学术知识中去求开明的道德，从艺术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从经济富裕的物质建设中去求征服自然，利用厚生的道德，从宗教的精诚信仰去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与力量，从道德的知人功夫进而为宗教阶段的知天功夫，由道德的希贤进而为宗教的希天”(《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356页)。就是说，道德必须学术化、艺术化，与天为一，在善的基础上求真美圣。意在去除农业宗法社会所养成的种种陋习对人性的摧残，去掉士大夫式的清高而趋于工业社会的平民化、社会化。贺麟对新道德的设想完全以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为基准，以民主社会中的大众化、个体化为特色。

贺麟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流派不是一概摒弃，而是从中挖掘出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他提出“以诸子之长补充儒家”的口号，目的在使新的儒家思想中容纳尽可能多的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成分，适应现代社会对多种价值的需要。他曾说：“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是形成新的儒家思想的正途。”(《文化与人生》，1988年版，第6页)

对于墨家，贺麟提出要吸取墨子汲汲救世的淑世精神、到平民中去的道路及功利主义。儒家的到朝廷去得志行道和道家的退隐山林与世隔绝都不如墨家到平民中去更适合工业社会的特点。他把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寄托在全民道德水平提高、文化水平提高上，寄托在社会福利事业的改善上。他把出入权门的投机政客和吟风弄月的隐君子看作封建遗老遗少的作风。贺麟还认为，宋明儒家太偏向于身心性命之学，以空谈性理相尚相高，轻视实际功利，逐渐养成以功利为末务、以钱谷兵农为不足道、以工商为贱业的风气。这样的社会是病态社会，这样的认识是病态认识。在未来工业社会中，应该求合理的个人利益的满足，健全的社会应该是道德为体、功利为用。

对于道家，贺麟提出应吸取其不以生死介怀，不以荣辱丧其心，终生追求精神生活的高洁、生命元气的洋溢这一点。道家以山林为归宿，故多诗人、艺术家。未来工业社会中的人，应该以远离城市的喧闹、污浊、返回大自然作为生活调节。道家不受政令的烦扰，不受礼教的束缚，虽有些消极，但可以救治当时社会与政治上的贪污奔竞之风，接近山林可以使人保持朴茂的元气，时时新鲜活泼，使社会中疯狂、虚伪、狡诈等病态在大自然的宏大精纯中得到矫治。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贺麟总的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申韩式的法治，反对刻薄寡恩、急功好利、以人民为霸王武力征服的工具。他提倡诸葛亮式的法治，提倡基于德治的法治。他认为，儒家应具有法家的学养，新的儒家应该法治与德治相辅而行。他提出对于未来法治的设想：法治的产生，应该出于文化学术的提高，政治、教育的普及，自由思想的发达，民众个性的伸展。这种法治是培养民德、启迪民智应有的发展和必然的结果。贺麟所理想的法治，是抛弃了法家专制独裁，抛弃了传统法治中不适合工业社会的方面，经过现代民主化学术化改造了的法治。

对于工商，贺麟提出，儒家突出的特点是“文化”，儒家一定要武化、工商化，养成一种文武工商并重的文化。这种文化从传统上说，是恢复先秦儒家孔子以培养全才为目的的教育。贺麟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旧传统，特别是宋明之后，有重文轻武之弊，人皆欲出科举一途，读书穷理、修身养性为主的文化占了优势。理学家以假想的三代为标榜，斥汉唐为霸道，以功业为不足取，中国文化越来越萎靡、孱弱。必须重视武化、工商化，以救民气衰颓、国家积弱、文化偏枯之病。

贺麟以诸子之长补充儒家的主张，表现了弘阔的眼光和兼容并包的学说特色。他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皆本工业社会的民主化和学术化，是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贺麟提出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吸取西方学术文化的精华。他曾指出，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合、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如不能经过此考验，度过此关头，它就会消亡、沉沦而永世不得翻身。他提出“儒家思想为体、西洋文化为用”的方针，主张以西方哲学发展理学，使儒家哲学内容更丰富，体系更严整，条理更清楚，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为世界哲学宝库中的丰富蕴藏。

宗教是西方文化中极重要的方面，贺麟提出以西方宗教发展儒家礼教。他主张的宗教，是理智和信仰结合的宗教，不是盲目的迷狂的宗教。他所谓宗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一种精诚行道、坚贞不二的精神，一种类似道德又超出道德的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鼓舞人实现理想的力量。贺麟提倡用这种宗教去补充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提倡为自己的价值理想献身的精神。也就是把中国人惯常的伦理态度变为宗教的坚贞精神，从宗教的精诚信仰中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

贺麟还提出以西方艺术发展儒家诗教。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是儒家中心思想“仁”的体现。儒家诗教从内容方面说是爱心，从形式方面说是真性情的流露，这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需要的。新的儒家诗教要求一切艺术以爱心为第一生命，讴歌人间真情，抒发人的蓬勃生命力和创造力，摹写大自然美的蕴藏，鞭挞消极、黑暗现象。内容上的邪辟淫亵，形式上的矫揉造作都非诗之旨，都非仁之德。同时，新的儒家诗教必须去除宋明儒学之“文以载道”把艺术仅仅作为道德教化工具的做法。必须以西方艺术各门类来补充儒家诗教，使艺术成为儒家学养的有机成分，恢复抒写人生、表达情感、净化志意、美化生活的全面功能。贺麟指出，要从艺术的陶养中去求具体的、美化的道德，恢复孔子“兴于诗，游于艺，立于礼，成于乐”的艺术陶养途径，淡化物质欲望的追求，提高艺术欣赏的兴致。因此，他特别表彰歌德“使抽象的真理具体化，使严肃的道德艺术化”的人格和主张。

贺麟对儒家在现代社会中复兴的必要性，对儒家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所应取的途径，都本其新心学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深刻的论述。他有哲学理论家和社会生活设计者二者集于一身的特点。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