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独秀一枝·置博士，兴太学

汉武帝推崇儒学的一个大举措就是于建元五年(前136)效法秦制，置博士，即，“置五经博士”。置五经博士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付诸实施。董仲舒早在《对策》中就曾向汉武帝明确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群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黄俊宜可得矣。”在此董仲舒建议兴办太学，网罗天下之英才;置办明师，以儒家经典为教化之源。只有如此行事，才可达到“渐民以仁，摩民以宜，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同上)。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是在建元元年(前140)时提出的。但其时笃信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尚健在，汉武帝虽好儒，然也无可如何。所以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暂时未能付诸实施，只得束之高阁。直到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才下令“置五经博士”。

博士是古代学官的名称，它并不始于汉武帝所置的五经博士，而在战国初期已有博士学官。沈约在《宋书·百官志》中就说：“六国时往往有博士。”齐国至迟在齐宣王时就设立了博士学官。又如《汉书·贾山传》)称贾山的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可见，魏国亦曾设立博士学官。秦统一六国后，一仍旧制，仍设博士。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二世时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汉承秦制，仍置博士。如汉高祖二年(前205 )，“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叔孙通传》)。又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但汉初博士的建置尚不健全。文帝时，增置博士。“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后汉书·翟酺传》)，是说凡通一经者皆可立为博士。其时晁错为《书》博士，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据赵岐《孟子章句题辞》，文帝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汉景帝不好儒，然仍以辕固生为《诗》博士。董仲舒、胡母生为《春秋》博士。

太学“五经”博士

汉武帝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础之上置五经博士的。这样，《诗》、《书》、《礼》、《易》和《春秋》这五部儒家典籍就成为官方倡导的权威经典。五经以外的其它典籍不得置为博士。于是诸子及传记博士都遭罢黜。自此，儒生垄断了博士学官。

皮锡瑞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纪，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订，得称为经。”(《经学历史》，第67页)其实先秦的儒家典籍不得称为“经”。先秦儒学也不是经学。先秦有子学而无经学。“六经”的说法始见于《庄子·天运》，篇中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但此“经”字只表示这六种书是儒家的基本典籍，并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儒家经典的确立，严格说来应该从西汉算起，尤其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才有所谓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称谓。此时的“五经”已不是一般的儒家思想的典籍，而是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相结合的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法典。于是儒学成了惟一的封建正统学说。经学由此正式确立，孔子也由是而成为了圣人。

汉代今文经学立于官学，在思想界、文化界占据着统治地位。今文经学家以孔子所定之典籍为经。他们笃信《诗》、《书》、《礼》、《易》、《春秋》是经孔子删定而成的，故而武帝只立“五经”于学官。《论语》虽记载孔子之言与行，然总是孔子弟子所手录，而非孔子所定，故多称“传”而不得称为“经”。《孝经》虽名为“经”，而不在六艺之中，亦归属于“传”。这两部书在东汉后期地位上升，可与“五经”并列。

《汉书·儒林传》虽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但它实际所列的只是五经博士中的《书》、《礼》、《易》、《春秋》四家，“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欧阳生从济南伏生受《尚书》，武帝所立之欧阳《尚书》即欧阳生。所立之后《礼》即后仓，仓从东海孟卿受《礼》。所立《易》博士为杨何。《春秋》立公羊氏。置五经博士而独举其四，可能《诗》已立于文帝时。合而言之，则五经博士始备。

汉武帝所设“五经博士”，在博士员上却不限于五员。皮锡瑞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经学历史》，第75页)可见，汉武帝所置“五经博士”，应为五经七家博士。七家各设一员，有缺辄补。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有施雔、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博士;《书》有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诗》有鲁、齐、韩三博士;《礼》有大小戴二博士;《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博士。

博士弟子员

儒生公孙弘专治《公羊春秋》而位至丞相，封平津侯。他认为，“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汉书·儒林传》)。于是他在元朔五年(前124)奏请汉武帝为博士设置五十名弟子员，不要他们纳税服役。由太常选择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仪容端庄者补博士弟子。除这些正式博士弟子外，如郡、县的治下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就要上报郡守和王相，经郡守和王相仔细审查合格者，然后上奏朝廷。朝廷认可后，便送学生至太常，可以“受业如弟子”，即正式博士弟子员之外的旁听生。博士弟子员虽有定员，但旁听生却无定员。满一年则考试一次，有能通一经以上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缺，成绩优秀者可以做郎中。不好学的平庸者和不能通一艺者，则令其退学。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的建议。董仲舒在建元元年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至此方得到落实。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又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名，并选地方上的优秀弟子为旁听生，这就是汉代太学的开始。此后凡所立博士的经学，都在太学里面讲授。由于汉朝今文经学得立博士，所以今文经学是太学教授的主要内容。博士弟子和受业如弟子者，只要能通一艺者即可被朝廷委以重任。所以攻读“五经”成为了当时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的门径。自此以后，天下之士皆皓首穷经、嗜经如命。太学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兴起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也是与当时的统治者以利禄为诱导的政策分不开的。诚如皮锡瑞所说：“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经学历史》，第73页)

武帝之后，太学的规模不断地发展、壮大，太学博士弟子员数也呈猛增之势。汉昭帝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百人，宣帝末年竟增至二百人。兀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免其纳税服役，增博士弟子员至千人。成帝时，有人说孔子布衣尚且有弟子三千，与之相比太学的弟子实在太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到东汉质帝时博士弟子竟达三万余人之多。由此可以想见汉时太学兴旺发达的盛况之大概。

郡国立学官

汉代除太学之外，尚有地方学校的设立。这也是由武帝开其端。《汉书·循吏传》云，景帝末年，文翁为蜀君太守。文翁本人通《春秋》，仁爱而好教化。他见蜀地偏辟，风俗落后，有蛮夷之风，于是选派十几个聪明伶俐的小吏到京师去跟博士学习，学成回来，用为高级官吏。他又于成都市中修起学官，招四郊之县的弟子为学官弟子，除其徭役，成绩优秀者补郡县吏，次等的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习。每出行县，多从学官诸生明经整行者，使传教令，出入闺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几年之后，人人争欲为学官弟子，有钱的人甚至出钱以求之。于是教化大行。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到元帝时，更规定郡国要设置五经百石卒吏(乡学教官)。地方学官的教学内容当然也就是得立博士的《五经》。

经学派争

汉武帝置博士、兴太学使儒学取代百家之学而定于一尊，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思想统一的局面也由此而形成。儒家学说则成了这种思想统一的基础。但在武帝所立的《五经》之中，武帝认为真正能为其统治作理论论证的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春秋》学。国有大疑，輙引《春秋》为断。《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向之。其对皆有明法。”公孙弘也因治《春秋》而为丞相、封平津侯。《公羊》地位虽高，但也只是五经之中一经，经学之中一派。独尊《公羊》学，必然会冷落其它诸经。事实上，《公羊》学一家之言，也未曾得到经学其他各派的公认。这是形成经学内部矛盾的一个原因。

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儒学，神化周公、孔子、五经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一字一句都蕴涵有微言大义，所以对五经只能逐字逐句地进行解释。汉朝经师解经尤重师法、家法。不守师法、家法者，不得立于博士。且西汉诸儒与东汉儒生兼治群经不同，他们往往专治一经，而置它经不顾。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门户之见，各派之间争论不休，党同伐异。如同是治今文《尚书》的大夏侯(夏侯胜)和小夏侯(夏侯建)两家，便相互攻诘。夏侯胜讥讽夏侯建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夏侯建则攻击夏侯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汉书，夏侯胜传》)。又如《公羊》和《穀梁》两家长期不和。武帝尊《公羊》而贬《穀梁》，《公羊》因此大盛。而宣帝则大力扶植《穀梁》。这是造成经学内部矛盾重重的又一原因。

在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义理学派与训诂学派。前者侧重于阐发经的微言大义，较有理论色彩，学风简要，但易流于主观武断，空疏不实。后者则偏重在对字义、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训诂，学风谨严朴实，然易流于支离破碎。经学内部的这两大派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复杂的矛盾斗争关系。

上述的种种现象表明，虽然儒学已定于一尊，经学内部各派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但还不能形成一种能贯通五经大义的统一的经学体系。所以思想上的统一局面并未真正形成。而且读经已成了经师们干禄荣身的途径，所以他们往往在经文的个别字句上标新立异，以致派别林立，解释繁琐，愈推愈密，一经往往可说至百余万言。这样，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思想统一的理论基础反而被弄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使经学更有效地为王权统治服务，统治者不得不对经学的发展进行干预。这样的干预在汉朝历史上有两次。一次为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的石渠阁会议。再次为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

汉宣帝希望经学内的各家各派能够团结一致，存异求同，同为封建专制王权服务，所以曾于甘露元年(前53)召开了一次评论《公羊》、《穀梁》异同的会议。两派各有五人参加，集中讨论了三十多个问题。宣帝成功地把两派之间的纷争缓和了下来。又过了两年，宣帝于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论五经同异。由太子太傅肖望之等平奏其议，宣帝亲自称制临决。此次会议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结论，为建立统一的经学铺平了道路，但也加深了各家各派之间的纷争，汉宣帝想建立一门统一的经学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石渠阁会议之后，宣帝于黄龙元年(前49)下令增立梁丘《易》和大、小夏侯《尚书》及《穀梁春秋》四家博士。

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主旨在于减省当时经学中的“章句烦多”的现象，“欲使诸儒共正经义”。参加会议的有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规模庞大。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承章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诸儒作答，最后由章帝亲自裁决。会议连月始罢。汉章帝还命班固编辑整理他对《白虎奏议》所做裁决的定论成为《白虎通义》。《白虎通义》是白虎观会议就五经同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了认识后的结晶，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由互相攻讦、发难走向统一融合的产物，是一部贯通五经大义的统一的经学思想体系。它适应了当时加强封建王权统治的需要。它以经义的形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具体化，它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思想，有着法典的作用。《白虎通义》的出现标志着统一经学的建立和思想统一局面的真正形成。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置博士、兴太学是把儒学改造成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经学思想体系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而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则标志着统一的经学的形成。

《诗》、《书》、《礼》、《易》、《春秋》在武帝时期并称为“五经”。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影响极大，《五经》以外的书传经他的注释也获得了与经等列的地位。如《礼》形成《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同尊的局面，《毛诗》、《左氏传》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至魏晋南北时期，《易》的“经”和“传”两部分，均被视为“经”。《书》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两晋之际皆佚，有孔安国的《伪古文尚书》出，行于世，被视为《尚书》真本，取得了“经”的地位。《诗》在汉代有齐、鲁、韩三家，后来《齐诗》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无传者，唯郑笺《毛诗》为世所重。《礼》则《周礼》、《仪礼》、《礼记》并行，郑玄的《三礼注》为世所重。《春秋》三传都居于“经”的地位，其中汉代重视的《公羊》、《穀梁》二传渐微，而《左传》复兴，西晋杜预注《左传》后，《左传》的影响超过《公羊》、《穀梁》。《孝经》在汉代有古文孔安国《传》和郑玄注《孝经》，于此时《古文孝经》不行，而世间通用郑注十八章本，也取得了“经”的地位。《论语》汉有《张侯论》和郑玄注本，魏何晏作《论语集解》盛行于世，《论语》的经典地位又有提高。《尔雅》在汉代属小学，附于经学，至南朝末，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以其有训释《五经》的功用而列为经典之中，其地位已接近于“经”。可见，南北朝后期，以上十二经已具雏形。唐太宗命颜师古定《五经》文字，又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用行政力量正式统一了《五经》的文字与解释。《五经正义》之后，还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的《穀梁传疏》、徐彦的《公羊传疏》、还有唐玄宗的《孝经注》。再加上已经通行的《论语》(何晏集解)、《尔雅》(郭璞注)，于是有十二经之称。北宋时，官府派人校订了上述《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尔雅》七部经书的疏，连同原有的《五经正义》，十二经注疏于是确立。由于韩愈推崇孟子，于是孔孟并称，在宋代《孟子》升为“经”。于是，十三经便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