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道教·理想人格的建构·入世与遁世出世

儒道的理想人格各有其特色，儒学的“圣人”着眼于人和社会的关系，希望能在完善人格的同时，促进封建社会的和谐发展;道家的“真人”着眼于人与自然和社会客观环境的关系，希望能保持各人自身的自然属性;道教的“仙人”则着眼于既效法自然，又遵从名教纲常以延长生命，获得永生。由于理想人格的不同，儒道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儒学讲修齐治平，要人超越世俗人伦关系的羁绊，无为以避世。道教对道家作了宗教性的发挥，要人顺自然以修长生之道。

儒道不同的人生态度，在现实社会中对人的心理平衡起着一种调适、互补的作用。儒家谈人，仅限于现世，儒家谈人的实现强调的是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修身)，但如何从主体的自身来强调为善去恶的必要性? 当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更无法去“推己及人”、治国平天下时又怎么办? 儒家对此少有解释。即便是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也仍然是从“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的角度提出来的。而强调效法自然的道家与道教，都希望在现实的社会之外另觅仙境，另求在隐世或出世中实现逍遥的人生。这样，进可儒，退可道，儒道在现实的人生中就可以实现一种互补。这种儒道互补为基点的人生态度对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基本特点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综观历史上大多数儒生的人生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坚持刚健不阿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苦难，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宁死不屈。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铸就了像董仲舒、王充、范仲淹、张载、王夫之等许多好学深思、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家、哲学家，造就了王安石、康有为、谭嗣同等具有深重历史责任感和革故鼎新精神的政治家，培养了包拯、海瑞、于谦等一批批公正廉洁、刚直不阿的清官，哺育了苏武、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关天培等一代代维护祖国尊严、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志士，熏陶了千千万万志士仁人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但是，刚健易折，强行易败。因此，儒学的另一种人生态度是道可行即行，道不可行，即“隐居以求其志”，通过其他途径来曲折地表达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生志向，将行道与保身结合起来，有的甚至逍遥于山水，寄情于诗文，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例如，汉代儒生仲长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性格狂放，敢于直言，不拘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很想积极入世作一番事业，但他生活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战乱不止的社会中，作为一介儒生，又无事可做，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因此，“每州郡命君，辄称疾不就”，并想学着道家的人生态度，“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做个自得其乐的“隐君子”。甚至进一步想以道教的潇洒自在的仙人为人生理想，“生天翮于臂，长毛羽于腹，飞无阶之苍天，度无穷之世俗”(《昌言·杂篇》)，希望“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昌言·乐志》)。当然这只是仲长统痛苦中的一种梦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信，只是聊以“乐志”罢了。愤世—遁世—出世，这是封建时代儒生对丑恶现实不满，对动乱时局不知所措的惟一无出路的出路。一旦入世的条件具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出世的态度，而以新的热情去治国平天下。仲长统就是如此。后来，尚书令荀彧听到仲长统的名声，乃推荐他为尚书郎，仲长统就“参亟相曹操军事”(《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总算了却他希望入世治国的心愿。

儒道互补的人生态度如何表现往往是由社会政治形势和儒生士大夫个人的生活遭遇等多种原因决定的，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玄学和理学那里就可得到充分的说明。玄学就是以孔孟儒学为灵魂，以老庄道学为构架建立起来的。玄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要抛弃人伦，超世独步，事实上，在深层次里仍以孔孟的积极入世为基调。这反映在玄学家的人生态度上，即是儒内道外的互补。例如，阮籍遭母丧，仍饮酒食肉，与人下棋。嵇康好老庄，常以修身养性、服石为事。魏晋时期，士大夫从效法自然发展到山水怡静，啸傲纵逸，狂放不羁，从而才有七贤的竹林之游、名士的兰亭之会。然而，孔孟之灵魂已深深地镶嵌在玄学家的心灵深处，阮籍在遭母丧时饮酒作乐，看似不守儒家礼法孝道，其实他“性至孝”，他正是用不守儒家礼法的行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表达他的孝子之心。

嵇康也是由于不满司马氏政权的胡作非为才遁世于景色秀美的乡下，以打铁自娱，以酒肉为伴，在逍遥度世中，嵇康并没有忘记儒家的伦理道德，当他被司马氏集团打入死牢后，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在这份临终遗言式的《家诫》中，他流露出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认同，甚至教育后代要从小立志，积极入世，有所作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 “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而已集》)这可谓一语中的。玄学家们在貌似逍遥自得、风流倜傥的背后，却激荡着一股愤世嫉俗、励精图治的热血。

宋明理学是在综合儒佛道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对儒道的兼综是更加圆润。进可儒，退可道，“隐居以求其志”在理学家手中可谓运用自如。理学家往往在朝廷做个官，官场失意后，又聚徒讲学，或者是边做官，边讲学，以学问道德闻世。程颐居洛阳十余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从官场退下，“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宋史》卷四二七)。朱熹晚年曾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他借侍讲之机，“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得罪了掌握朝廷大权的韩侂胄，触怒了宋宁宗。因而任侍讲仅四十余日就被革了职，他所宣扬的道学也被称为“伪学”。在这倒霉的时候，朱熹便通过聚徒讲学，传道授业解惑，以宣扬自己的思想，达到积极入世之目的。

“自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鄙夫佥人，以学为伪，……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先生曰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有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黄干《行状》)

朱熹一生开办和重建了多所书院，“四方士友来者甚众”，有弟子数百人。他的著述甚丰。他的思想主要就是通过他的著作和弟子流传下来的。从南宋起，朱熹的思想就一直被奉为儒学的“正统”，传统文化的“正宗”，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达六、七百年之久，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朱熹正是受儒道互补的人生观的影响，通过“隐居以求其志”，才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正因为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等各种思想，朱熹才得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各家学说，镕铸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使儒学在他手中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洪修平 徐长安 孙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