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代儒学·熊十力的体用观·“体用不二”哲学之新创

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传统价值系统崩坏的年代，熊十力重建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工具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他探寻被人遗忘了的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的问题。“重立大本”，重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是熊十力哲学的要旨。为了“重立大本”，又必须“重开大用”，又要重视知识理性、科技理性，由此而展开了“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由用显体”的哲学系统。

体是什么?“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卷下之一)本心仁体是绝待的全体，而且遍为万物之主，遍为万物实体。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不二，本体即是吾人与万物所以生之实理。熊十力反对把本体看作是超绝于现象界之上而为其根源的，反对把本体界与现象界剖作两片。他认为，本体应是一个“创生实体”，能“肇万化而成万物”。本体既具有超越的特性，又具有内在的品格。根源性的、创生性的“本体”因此而又被称为“能变”、“恒转”、“功能”。

用是什么?“用者，作用或功用之谓。这种作用或功用的本身只是一种动势(亦名势用)，而不是具有实在性或固定性的东西。”“体者，对用而得名。但体是举其自身全现为分殊的大用。所以，说他是用的本体，绝不是超脱于用之外而独存的东西。因为体就是用府本体，所以不可离用去觅体。”(同上，卷中)熊十力把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看成本体的功用、本心的显发。他强调了“健动之力”和“致用之道”，坚持“由用知体”、“即用显体”，以此彰显本体(本心、仁体)是惟一真实的存在，最高的存在，是人类文化与自然宇宙之生生不息的本质和终极根据。

熊氏之本体，是活泼泼的具有内在动力的生命本体、心性本体。其变动不居、流行不息的特征和能动的、创造自然和文化的功能，决非静止的、“耽空滞寂”的自然本体或超绝的“绝对精神”本体所能比拟的，同时又不是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所能取代的。熊氏批评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只是与形骸俱始的“习气”。熊十力又强调本体不是共相，不是宇宙万有的总计、总和或总相，而是宇宙万有的法性。每一物(现象)都以一元(本体)之全体为其所自有，而不仅仅占有全体之一分。他援用佛教的“海沤”之喻加以说明。每一个小水波都拥有整全的大海，每一功能或现象即拥有完整的本体。这个本体是创生实体，是生命理性，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在天道性命贯通、性体与心体融合的背景下，价值真正的终极根源只在每个人的心中。本体是体与用、无待与有待、不易与变易、主宰与流行、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整体与过程、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合。在这一思想架构中，乾元性体或乾元性海，即刚健炤明的生生之体，既开出了自然世界，又开出了人文世界。

熊氏以《周易》哲学精义，尤其是宋明哲学思想为前导，巧妙地把佛家之变化观和《易》学之健动观结合起来，把阳明的体用观与船山的体用观结合起来，重建了“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吾人生命与宇宙大生命本来不二”的系统。这一系统，可称之为“仁”、“健”的本体论与“仁”、“健”的宇宙论。如前所述，“本心”为绝对待，遍为万物实体，不仅主乎吾身，而且遍为万物之主。“本心”显然不是理智的纯思纯知，而是作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的“仁体”。“本心”与“习心”不同。“本心”是永恒绝对之本体，“习心”则是与物相对待的心，是“本心”之显现或发用。

熊十力的“翕辟成变”论，以刚健而不物化的势用名“辟”，以摄聚而成形象的动势名“翕”。“翕”是刚健的本心之显现。所谓心物即是辟翕的势用或过程。翕辟相反相成，因而心物亦非二物，而是一个整体的辩证历程之两方面。翕辟成变、大化流行，都源于本心之体。熊十力的“乾坤”论和他的“翕辟”说大体一致。“乾”为生命、心灵、具有刚健、生生、升进、炤明的特性，能够了别物、改造物、主导物而不受物之蔽。“坤”为物质、能力，具有柔顺、迷暗的特性，顺承生命精神之主导。“乾”即“辟”即“心”，“坤”即“翕”即“物”。熊十力指出：“生命心灵之力，一方能裁成天地，变化万物，一方能裁成自己，变化自己。如自植物至高等动物，上极乎人类，生命心灵常以自力裁成自己，常以自力变化自己。”“人之生也，禀乾以成其性，禀坤以成其形。阴阳性异而乾坤非两物。性异者，以其本是一元实体内部含载之复杂性故;非两物者，乾坤之实体是一故。”(《乾坤衍》)宇宙万有是发展不已的全体，从物质层发展到机体层，从植物机体到低等动物机体到高等动物机体到人类机体层，宇宙演化的动因乃在于实体(或本体)内部蕴含着乾坤(或翕辟)的矛盾。熊氏显然具有心物合一论或泛心论之倾向，认为从宇宙肇始，即有生命心灵默运其间，由潜而现，由隐之显，至健无息，不断地冲破物质层的锢闭，才有了自然、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相辅相成、相互矛盾，但精神生命是天地和人类自身的主导和主宰。

熊十力认为，宇宙一切原是大用流行，大用流行即是体之显现。吾人不能执此流行者为真实，谓其别无有体。吾人亦不能离弃此流行者，而外流行以求体。他强调“无体即无用，离用原无体”;“离用言体”，即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体不可说，而用却可说。工夫要在即用显体，从用中悟出本体。就反对佛、道的“耽空滞寂”而言，熊氏之“体用”哲学确乎包容了对于世间积极有为的活动，特别是科学知识系统、现代工业文明、外王事功、物质欲求、民主政治等等的肯定。也就是说，这一哲学架构，以体指导用的“体用两行”之道，为儒学的现代化，特别是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之辩证统一打下了基础。熊氏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生意盎然、生机洋溢、生命充实言本体，并为人类的人文创造和道德实践作了本体论的论证。熊十力反复说，他的哲学专门探究宇宙与人生之根蒂，并以“体用不二”立宗，“本原现象不许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心物不许离而为二，质力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体用论》)。这就是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体系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