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外之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期。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注意这一时期儒学的存在和发展，一般都认为儒学在此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已为玄学或佛教所代替，即使存在，也不过作为历史的陈迹或一点点缀而已。因此认为这一时期是儒学的衰落期。与这种一般想法相反，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一书中，提纲挈领地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此一时期的儒学不仅不是衰落期，反而是儒学的扩大期。这个时期的人讲儒学，已不专囿于经学一门，而是能够从经学扩大到史学。而史学又本为经学的一部分，如《尚书》、《春秋》、《左传》，均应属史学范围，所以清儒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此乃至言。就史学的内容讲，“儒学主要本在修齐治平人事实务方面;而史学所讲，主要亦不出治道隆污与人物奸贤之两途。前者即属治平之道，后者则为修齐之学。……故谓史学即儒学”。

就史籍的数量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大量历史著作，这在历朝史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如与《史记》、《汉书》同称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即为此一时期的作品，《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正史也是此一时期人所撰，此外尚有大量的野史杂文不胜枚举。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史部著作的史籍著作达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四十六卷，包括亡佚者在内，共有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在这浩瀚的著作中，魏晋南北朝人所著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大部分史学家，如沈约、范晔、袁宏、孙盛、王隐、虞预等，均当归属儒家。

从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看，也无不带有浓厚的儒学传统和儒家的烙印。虽然此一时期，玄、佛、道(道教)三家思想纷至迭兴，造成一种“竟以儒家为迂阔”和“儒墨之言见鄙”的文化环境，但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或名士由于对当时政治不满所造成的哲学理论形态的蜕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蜕变和改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魏晋以后的几代知识分子，但在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之中或在上层社会的当权者之中，甚至在一部分保守的知识分子当中，未足以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佛教的出世、道家的消极，从根本上说并不能适应地主阶级长远统治的需要，它们只能在短期内填补天灾人祸及社会压迫所造成的精神空虚，对社会的平衡起到一种调剂和补充的作用，但对如何统治社会和维护政权却立之无术。因此可以说，无论玄学还是佛学，都没有改变魏晋南北朝以名教治国的基本方向。

王肃(195—256)，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三国时儒学家。著有《论语解》、《尚书解》、《三礼解》、《孔子家语》等。

在统治者上层，从曹操到司马氏再到南朝的几代皇帝，虽然治国方式略有不同，如曹操推崇名法，梁武帝推崇佛教，职官、考选、教育、刑法等制度也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按着儒家所设计的方案治国，谁也没有离开儒家的名教。曹操靠名法统一北方，建立政权，但也没有忘记“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梁武帝屡次舍身事佛，但在其诏书中却一再强调“以礼乐为永准”、“乃忠孝而两全”。在北朝，两汉经学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北周即凭周官建制，北魏甚至以儒教立国。

从教育来说，儒学一直是魏晋南北朝各级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玄学和佛教都不能登此大雅之堂。东晋以后，鉴于西晋亡国的教训，从皇帝到宰辅，都强调设庠序、开学校，企图用儒家的六经及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重整半壁河山。如《晋书·王导传》说：“于对举旅不息，学校未修，导上书曰‘夫风化之本在正人伦，人伦之正在存乎设庠。庠序设，主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帝甚纳之。”继王导而为东晋宰辅的庾亮也极力主张恢复儒学，他虽然和王导一样在表面上“好老庄”，实际上却“志在儒术”。他在《释奠祭孔子文》以及《武昌开置学官教》等文中，十分强调礼义的重要，认为“礼义之固”，可与“金城汤池”相比，因此大力提倡“弘敷礼教，教明庠序”。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几乎每代皇帝都有“劝学”、“兴学”、“立学”等诏书，表记鼓励并诏王侯子弟学习儒家的“宪章典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统治者对儒学的需要。

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和玄学思潮来说，正反映了一批蓄意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儒学思想的发展和补充。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故提出有无、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学名教的合理性。他们打着玄学的幌子，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 从王弼、何晏到裴頠、郭象，这些玄学大家无不把儒家的纲常名教放在自己思想体系的中心位置，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在其《家戒》中也充满了儒家精神。因此，“这个时期的清谈虽然从表面上看老庄思想占了支配地位，但在骨子里，尤其是在社会伦理思想方面，儒家思想仍然盘踞不退”(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论》，第4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形式上是儒学玄学化，但在实质上却是玄学的儒学化，玄学家的儒学精神可称为“改革儒学”;第二，正统儒学或称“经学”(北方)与“改革儒学”并存，形成与此一时期的宗法伦理的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趋势，在这种“合流”中，佛、道和儒学的关系是表里关系，佛教、道教为表，儒学为里，或称“阳佛阴儒”和“阳道阴儒”，儒学一直是中国文化大流中一股充满生命力的内在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