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天人合一”·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命题，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至对不同的哲学家，其思想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张载同其他许多理学家一样，在为封建伦理寻求本体根据时，也用“天人合一”来建立其“性与天道”的理论体系，使本体论与伦理思想联结起来。

理学家大多主张“天人合一”，但他们的宇宙观却不尽相同。从他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见解，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三种。张载的宇宙观是唯物论的气本论，是与许多理学家所不同的。因而，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张载理学是在批判释氏的思想斗争中形成的。释氏以空为宗，认为“山河大地”不过是人的妄念所产生的幻觉，妄念造业，受生循环，堕入轮回之苦，因而主张舍弃人伦，去悟求佛性，以返本归真。张载与之殊异，他承认自然界和人生的实在性并强调两者的统一性。他批判释氏说：

“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 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 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正蒙·乾称篇》)

“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彼(释氏)惟不识造化，以为幻妄也。不见《易》则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则何以悟性?”(《横渠易说·系辞上》)

显然，张载对佛教思想的批判和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挥，都是以“天人一物”的认识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人和世界上的万物一样，都是“太虚”造化的产物，而“太虚即气”，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鬼神不过是“气”的屈伸。因此，释氏造出的种种妄说，是“不识造化”、“不识天道”的谬说。

张载像(明《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二插图)

为了寻求和建立一种新的信仰力量，以取代对佛教的信仰，张载和其他理学创始者一样，把伦理思想从社会推广到自然，反过来又以它来证明封建伦理的天然合理性，使封建伦理具有某种信仰的力量。这样，张载除了把“天”解释为自然现象外，又赋予“天”以伦理的意义。他说：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理窟·气质》)

“成吾身者，天地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正蒙·大心篇》)

如果说“天”没有感情和意志，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是自然发生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人类完全由自己掌握命运。但张载却利用“敬本”的社会心理，把人事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人是由“天”生成的，因此人不应该“忘本”，而应像敬事父母那样敬事天地。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西铭》中。《西铭》首句即谓“乾称父，坤称母”，直把天地比作父母，以至朱熹这样评价《西铭》：“他不是说孝，是将这孝来形容仁，事亲的道理便是事天的样子。”“天”被塑造成为信仰崇拜的偶像，封建伦理被推广于“天”，遂成为不可抗违的道德律令。这是原始自然崇拜思想的孑遗。这种思想在张载另一些言论中有更具体的表述，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之大德曰生也。”(《横渠易说·上经·复》)在他看来，生生不息是天地的“大德”，人和万物都是天地生化养育的，因此人应该感戴天地的恩德，敬事天地。自西周至汉唐的“天人合一”思想，除了含有自然意义、伦理意义之外，还含有明显的神学成份。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排除了神学成份，他所谓的“天”仅具有自然和伦理双重意义。但“天”既被赋予伦理意义，就不能不带有神秘性了。

在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中，“不肖”是不贤德的同义语。“不肖”就是与父母“不相似”，不具备父母的德性。张载既以天地为父母，就必然要逻辑地引出“肖天地”、“与天地相似”的立身原则。他说：“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杂也，与天地不相似，其违道也远矣。”(《近思录拾遗》)

那么，在张载看来，人要具备“天”的哪些德性呢?

一是“虚”。即“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张子语录》中)。“有心之始须明天德，天德即是虚，虚上更有何说也!”(《理窟·气质》)

是“静”。张载说：“自有天地以来以迄于今，盖为静而动。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 人之德性亦与此合，乃是己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静，则安能久!然必从此去，盖静者进德之基也。”(《横渠易说·上经·复》)

是“至诚不息”。“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正蒙·乾称下》)

很明显，张载是把“肖天地”、“与天地相似”作为学道进德的尺度，把“虚”、“静”、“至诚”等作为修养持守的功夫。对此，我们只能从信仰的角度予以解释。而这种信仰之所以需要，显然是出于与佛教信仰相抗衡，并企图取而代之的考虑。

《张子全书》(清光绪三年刊本)

但是，在张载的理学体系中，伦理思想与其本体论存在着不相侔合的矛盾。按照他的“气本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天”是纯粹自然之天，由此逻辑地得出的认识当是“天地不仁”，人无须“肖天地”，亦无须“与天地相似”，并进而得出“天人交相胜”的结论，而这正是张载曾经思考过的。如他说：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天地则何意于仁?”(《张子语录》上)

“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圣人则有忧患，不得似天。”(《横渠易说·系辞上》)

“志与气，天与人，有交胜之理。”(《正蒙·太和篇》)

然而，理学的理论目的在于为封建伦理寻求本体论根据，如果张载把“天惟运动一气”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根据，不惟难以使人对封建伦理产生信仰，就其理论逻辑本身而言，要达到论证的目的也是困难的 因此，当张载论述封建伦理的产生根源及其合理性时，便不能不违背他的唯物论理论前提，赋予“天”以伦理意义，并且不顾自相矛盾，大讲“天地之仁”(《理窟·气质》)，强调“肖天地”、“与天地相似”。这样，尽管他竭力把“天人合一”作为其体系的理论结构，但其伦理思想与本体论之间的裂痕还是不易弥合的。二程说：“天人一也，更不分别。”(《遗书》第二上)“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同上，第六)正是针对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不彻底性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