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魏国文化·魏文侯“好学”、“好古”与魏国儒法思想的荟萃交融

魏文侯作为魏国历史和文化的奠基者，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和博大宏伟的政治家胸怀。他在位期间，不仅大批启用法家人物变法革新，推行法治，收到了国富兵强的卓著成效，充分显示了法家思想的威力;同时，他又高度尊崇儒家学说，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孔门弟子为师，推行“儒术治国”的方略，使得儒法思想荟萃交融，相辅相成，共同为魏国的封建政权服务。这在战国时代可谓独树一帜，这主要得益于魏文侯的“好学”、“好古”。

(1) 魏文侯拜儒家学者为师及其“好学”、“好古”的儒者风度

史书记载：“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汉书·艺文志》)。“好学”、“好古”是儒家学派一贯提倡的学风，儒家创始人孔子素以“笃信好学”(论语·泰伯》)、“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著称于世。在当时，魏文侯“独好学”，“最为好古”，可见他是战国诸侯中尊崇儒术的第一人，具有儒者风度，故《史记》将他列入《儒林列传》。《吕氏春秋》写道：“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本，国治身逸”(《察贤》)。卜子夏又名卜商，是孔门“七十子”之一，田子方、段干木二人“皆受业于子夏”，他们都是教授魏文侯的“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当时，“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西河在今山西河津市西北龙门附近，这里是子夏故里，当时属魏国辖地。孔子卒后，子夏退居故里讲学授徒，于是，“文侯受子夏经艺”，“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史记·魏世家》)。这说明，儒家思想对魏文侯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文侯拜儒家学者为师，主要学到了什么呢?这从子夏一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特点可以看得出来。子夏强调“博学”，主张永无止境地向外界事物学习，他有十分明确的为学目的，叫做“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就是为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而学。他的一句名言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他看来，为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政，所以，他明确提出了“学以安国保民”的主张。一次，鲁哀公问子夏：“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他回答：“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韩诗外传》卷五)。安国保民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治国平天下”。由此看来，子夏对文侯之所教，文侯从子夏之所学，主要也就是“安国保民”、“治国平天下”之道了。事实证明，子夏一派儒家的思想，对于推动魏文侯变法取得成功，促进魏国历史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史书记载来看，这种影响作用，更直接地表现在田子方、段干木二人所给予魏文侯的深刻启迪和教益之中。

田子方是魏国的一位大贤人，他在政治上给予魏文侯以很深的教益。据说，文侯好音乐，通音律。有一次与田子方对饮，席间乐人奏钟乐，文侯听出音调不协，并指出左边音高。见此情景，田子方笑了。文侯问他笑什么?他于是借机严肃地批评文侯说：“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意思是说贤明的君主应当以治官为乐，全心致力于治理国家，而不该将心思和才智放在音乐上。你如此专注音律，自然会分散治国的精力。文侯听后深受启发，谦诚地向他表示：“善，敬闻命”(见《战国策·魏策一》)。还有一次，田子方同太子(即魏武侯)一道乘车外出，途中与文侯所乘之车相遇，太子随即下车步行，而田子方“坐乘如故”，神色傲慢。太子很不高兴地责问道：“不识贫穷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批评他不该对贵为国君的魏文侯如此傲慢。田子方于是借机阐发了一通哲理，说：“贫困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乎?”因为，凡富贵者，如贵为国君，“骄人而亡其国”;贵为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可见，富贵者永远不可以骄人。贫穷者则不然：“若不得志，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穷乎?”贫穷者一无所有，不存在“亡其国”、“亡其家”的忧虑，若不得志，撒手离去，无非还是个贫穷者，故尔敢于傲视富贵者。文侯听了这通议论，感慨万端地对太子说：“微吾子之故，吾安得闻贤人之言?”若没有今天这件事，我哪里听得到如此深透的哲理?我以礼相待田子方，使得“君臣益亲，百姓益附”，上下和合，同心同德，这真是收到了“友士之功”啊! (见《说苑·尊贤》《史记·魏世家》《韩诗外传》卷九)。

段干木是魏国的一位“守道不仕”、“不趋势利”，虽“隐处穷巷”，却“声驰千里”的大贤人;同时他又是“晋之太驵”，魏国贩马交易市场的著名经纪人。魏文侯对段干木无比尊崇，曾亲自登门拜访，他却“踰墙避之”，拒不相见，文侯依然“以客礼待之”，凡乘车过其家门，必伏轼以示敬意。仆人问文侯为什么这样?文侯说，象段干木这样从不趋炎附势的大贤人，拿我和他相比，他好德，而我好势;他好义，而我好财。然而，“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我怎可以不尊崇他呢?于是，文侯坚意请他出任相国，他不肯，文侯便再次登门固请，毕恭毕敬地踏进段干木家门，以至“立倦而不敢息”，始终站立着与其对话，足见魏文侯何等尊崇段干木! (见皇甫谧《高士传》《吕氏春秋·尊师、期贤、下贤》)虽然，段干木终未出山做官，但他那不趋势利、好德尚义的风骨，给了魏文侯以极深的教益。

魏文侯礼贤下士，尊崇儒家学者的事迹，在当时的魏国国内和各国诸侯间引起了很大的振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国内讲，正象文侯自己所说的，真正收到了“君臣益亲，百姓益附”的“友士之功”。特别是当段干木坚辞不肯出任相国后，文侯“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在生活上给予段干木极其丰厚的待遇，并不时前往段干木住处拜谒请教。“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吕氏春秋·期贤》)。人们把魏文侯礼贤下士当作美谈，在国内遍为传诵，使得人心大振，君臣百姓，上下同德，魏国很快富强了起来。在列国诸侯间，魏文侯的“友士之功”，“天下莫不闻”，极大地提高了魏国的国际声威。史家赞颂说：“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吕氏春秋·下贤》)。正是由于文侯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治理国家，使得魏国国富兵强，国力大增，于是，南下打败了楚国，夺得了大梁一带地方，又东向战胜了齐军，并把俘虏的齐人献给周天子，迫使其正式册封魏国为独立诸侯国。从此，魏国声威大振，一跃而为最早称雄诸侯的一流强国。据说，当时秦国曾企图进攻魏国，但慑于魏文侯“友士之功”的国际声威，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秦大夫谏阻秦君道：“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吕氏春秋·期贤》)。如此，魏文侯礼贤下士的事迹不但使他“由此得誉于诸侯”，而且“名过于桓公”(《新序·杂事第四》)，其国际威望甚至超过了当年第一个称霸春秋的齐桓公。

(2) 魏文侯的重法尊儒与其治国和用兵之道

魏文侯既依重法家，又尊崇儒家，所以，在他统治下的魏国，儒、法两派旨趣迥然不同的思想学说荟萃交融，相得益彰，展现了魏文化独特的历史风貌。于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即魏文侯其人及其思想，究竟应当属于法家还是儒家?一方面，从魏文侯变法实践的那种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非凡胆略和魄力看，从他大胆起用地主阶级革新家、严厉打击贵族守旧势力、在魏国全面推行法治的光辉业绩看，他应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法家人物;另一方面，如果从他高度尊崇儒家学者，拜孔门弟子为师，在魏国实施以儒术治国的辉煌政绩看，他又俨然一派儒者风度，具有儒家的品格和气质，故《史记》将他列入《儒林列传》是合乎情理的。那末，究竟应当称他为法家还是儒家呢?我们认为，魏文侯作为魏国历史和文化的奠基者，毕竟主要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非学者和士人。他的既重法，又尊儒，不过是基于政治需要的战略举措，也就是他所推行的治国之道和用兵之道。因此，我们评说魏文侯其人及其思想，主要地不是看他属于法家还是儒家，而是在于他如何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和博大宏伟的政治家胸怀，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和用兵之道，在魏国开创了永垂青史的千秋伟业。

关于魏文侯的治国之道和用兵之道，《吕氏春秋》作了这样的概括，叫做：善治国者，“要在得贤”;善用兵者，“必得贤士”。这就是说，无论治国或用兵，其要害皆在“得贤”，即得到有才能的仁人智士，这是达到成功的根本途径。从这里便不难理解魏文侯在大批起用法家人物的同时，又高度尊崇儒家学者的深远的战略意义了。

《吕氏春秋·察贤》篇在评说魏文侯的治国之道时指出，国君治国可以有善治与不善治两种途径，两种结果：善治国者，“任人不任力”，即主要地不是单凭国君一人事必躬亲，而在于举贤任能，依重智士仁人，这样自会收到事半功倍，“国治身逸”之效，即国家获得大治而国君身心安逸。所以，“任人者固逸”。这就是“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的治国之道。反之，不善治国者，“任力不任人”，即不知求贤臣以治国，而单凭国君一人之力，事无巨细，“以身亲之”，其结果，必令国君“苦形愁虑”，心力交瘁，而国家未必获得大治。由此看来，治国之道，贵在“执其要而已矣”，“要在得贤”。魏文侯可谓深得“其要”的善治国者。

用兵之道依然。《吕氏春秋·期贤》篇在评说魏文侯的用兵之道时指出，有“君子之用兵”和“野人之用兵”：“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这叫善用兵者;“野人之用兵，鼓声则似雷，呼号则动地，尘气冲天，流矢如雨，扶伤举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已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这是不善用兵的结局。由此看来，用兵之道的要害，主要地并不是在于有形的战场兵刃，如同“野人之用兵”那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平民百姓死伤无数，其结果，犹不可以得知国家死生存亡的命运;相反，用兵之道的要害在于“必得贤士”，就是依重文武贤才，增强国家实力，提高国家声威，这样，天下诸侯便不敢对我轻举妄动，而我“其功已成”，这叫“莫见其形”，不战而胜的战场兵刃，才是善用兵者的致胜之要。所以，“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

魏文侯本人也一再明确地谈到他之所以既依重法家人物，又尊崇儒家学者的总体战略思考。比如，魏文侯高度礼敬田子方等贤人，他的弟弟魏成子便很不理解地说，天下贤人很多，“假有贤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批评这是浮论浅见，说：“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固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新序·杂事弟四》)。这就是说，魏文侯所以如此礼敬田子方这样的“仁人”、“智士”和“博通之士”，正是基于国富兵强而无内忧外患的战略需求，做到在国内使“群臣不争”，在国际间“无四邻诸侯之患”，这样，作为一国之君也自然会有“人主尊”的高度威严了。魏文侯把这称作是自己的“友士之功”和“有武之功”。他说：“吾自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说苑·尊贤》)。所谓“友士之功”，就是指他礼敬文士贤臣之功，这是他深得其要的治国之道。如任用李悝为相，变法革新“而魏国大治”(说苑·臣术);任用西门豹为邺令，移风易俗，“而河内称治”(《史记·魏世家》);以及“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等等。所谓“有武之功”，就是指他起用武士宿将之功，这是他深得其要的用兵之道。如起用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吴起为西河守，“秦兵不敢东向，韩、魏宾从”(《史记·吴起列传》);起用乐羊为将，“伐中山，中山以拔”(《史记·魏世家》)。

这就是说，对于魏文侯既重法、又尊儒的历史功业，主要应从其作为杰出政治家和战略家角度予以评说，而不应拘泥于他究竟属于法家还是儒家人物。当然，从思想文化角度讲，在魏文侯时代形成儒法思想荟萃交融的局面，表明当时的魏国具有兼容不同学术流派的宽松的文化氛围，这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了晋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传统。这是魏文侯在文化史上的卓越建树。正是有了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战国时代的魏国，才不仅法家和儒家学派能够相与并存，而且，“以善辩为名”的名家学派和作为“游说权谋之徒”的纵横家学派，也曾经空前活跃，并形成多种学术流派交相辉映的生动局面，呈现出了斑斓多彩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