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高潮对岭南的冲击及影响

(1) 两汉时期的汉越人民交往

岭南在回归汉王朝之前，汉越人民的正常交往受到一定的限制。除了秦初进入岭南的数十万军人和被发配岭南的“罪人”外，在整个南越王国时期，中原汉人移居岭南的数量极少。以至岭南的人口增长速度缓慢，文化的转型速度亦因中原首批移民的老化而受到较大的局限。南越王国覆亡后，岭南重归西汉王朝统一政权，人为的南北隔阻虽已逐渐消除，但天然屏障五岭的阻隔仍未有大的改善。中原汉人与南越人的交往通好，只能说是有了一种正常的社会保障和气氛，还不能说是频密而活跃的。中原人对岭南这片“蛮荒”之地，还缺乏认识，亦无好感，更不敢贸然移居岭南。在这一时期进入岭南的中原汉人，多为求利心切的商人。他们为图厚利，甘冒风险，但也只是来往贩运货物的匆匆过客。岭南仍是罪官犯人流刑中生存条件最恶劣的流放地，除了派任的各级官员及戍边的士卒之外，就只有被流放的罪官及犯人，较有可能在岭南安家落户。如汉哀帝时关内侯张由，汉平帝时中山靖王后裔卫氏，因获罪而先后全家被流放合浦，他们的后代便因此而长作岭南人。当然，也有例外的。如青州军人黄万定，随马援南征，后举家留在合浦，与越人通婚交好，后来还成为当地越人的首领。然而毕竟还是极少数。

只有当中原战乱不息，人们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不得不四处逃亡的时候，才会有难民被迫跨越险峻的五岭，大量进入岭南。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统治阶级与农民的对立矛盾终于激化为“绿林”、“赤眉”的农民起义，天下扰攘，战灾连绵，遍及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绿林军先攻入长安京城，杀死王莽，推翻了新莽王朝。接着赤眉军又从山东攻入为绿林军占领的长安。刘秀乘机攻灭赤眉军。这次中原大乱，从公元8年延续至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王朝后才基本平息。在这长达17年的战乱中，不仅使一些中原世家望族举家辗转迁至岭南落籍，而且迫使大批平民向岭南涌去。据公元140年(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一次南海郡的统计，人口已达250262人，比公元前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的94253人，增加了15万人，增幅达166%左右。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黄巾农民起义又被镇压，造成了比西汉末年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战乱，向岭南逃亡的中原人数量更多，且留下了至今仍极有价值的遗物。1988年6月，广东三水县金木镇发现一座古墓，经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及考古专家鉴定，确认是距今1900年左右东汉前期的古墓。出土的文物被定为“三竹文物”。虽说是东汉前期的遗址及文物，但足已证明，比西汉初期的器物进步得多。“三竹文物”出土共33种51件，实用器物及冥器(多为微型复制品)各占一半。冥器中有栩栩如生的牛羊犬豕鸡鸭，陶制房舍;实用器物中有瓢勺、足鼎、簋、温酒器、薰香炉、石黛砚。还有广东出土文物中极罕见的陶制托灯俑。俑为下跪姿势，躯体魁伟，双手托着头顶的灯缽，神情恭顺，目不邪视。更令人惊异的是，墓内还有一个舂米陶臼，竟然和现时广东山区农民所用的实物一模一样，而时光已在历史的轨道上行进了1900年!

“三竹文物”虽尚有待继续发掘整理研究，但由此也可说明，过去蛮荒的珠江三角洲，在东汉时已经有中原移民落籍，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也意味着岭南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真正的大发展，还有待两晋移民高潮的到来。

(2)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高潮

西晋后期，先有统治集团司马氏的“八王之乱”(公元291—307);后有北方匈奴贵族刘渊的大举入侵，攻占洛阳、长安，俘虏了晋怀帝和他的嗣君晋愍帝，公元316年，西晋亡。长期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越来越严重的天灾战祸，使中原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饥荒。《晋书·孝愍帝纪》说是“人相食，死者太半”。上至“衣冠望族”，下至平民百姓，只好纷纷携家带口，逃向南方，希望能找到一块足以安居乐业的净土。他们最终都跨越五岭天险，落户岭南，由此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一次中原人逃奔岭南的移民高潮。

近年在广东省广州、韶关等地发现的一些西晋遗址、墓穴，都留有当时移民情景的物证。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刻着“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一类歌谣的晋代砖刻。公元307年至313年(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元年至七年)，距西晋灭亡的公元316年仅十多年)，中原大地已处于国破家亡的凄惨境况。公元317年，西晋王室也被迫仓惶渡过长江，偏安建康(今南京)，元帝司马睿登位，在失去长江以北大片国土之后，建立了风雨飘摇的东晋王朝。名义上虽也勉强维持了百年的统治，但实际上是在北方“五胡十六国”的争霸兴亡中苟延残喘。只有大批失去家园，无以为生的中原贵族和更多的平民百姓，继续越过五岭，在无战争灾祸、和平富足的岭南，找到了理想的安居之所。

两晋时迁移岭南的中原移民潮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衣冠望族”的大批落籍岭南。清道光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便说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所谓“衣冠望族”，是自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层贵族阶层的士族地主官僚集团。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直接参与两晋统治集团的世袭仕宦大族，财雄势大，地位显赫，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其家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衣冠望族因避战祸而被迫举族(家)南迁，却还是保持着一种贵族的威势和气派，因此在不少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正史《晋书·元帝纪》就记述了当时南迁的衣冠望族，原来定居和拥有势力影响的范围极广，遍布于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广大中原地区。各地的衣冠望族纷纷举族南迁，竟成了当时逃亡潮中的一大景观。马端临著《文献通考·舆地考》说：“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明朝嘉靖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也转引《广交记》衣冠望族“多流入广州”的记载。现在岭南地区民间保存的一些族谱、家谱，更详细地记录着先祖从中原南迁的曲折过程和所走的路线。在岭南各地发现的晋代墓葬和文物遗址中，也多数保留着衣冠望族迁入岭南定居的实物。

多数衣冠望族迁入岭南后，仍能保持家族的完整，并按照原来的生活、生产方式、习惯，以家族为核心，聚族而居，开荒辟地，重创家园，重振声威，往往能在极短时间内便成了定居地的大族，“占籍各郡”，左右着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命运。如刘宋时广东徐闻县著名大户望族阮谦之，他的祖父就是东晋时河南陈留的仕官望族，举家迁入岭南徐闻定居后，不过数十年，便成为徐闻县远近闻名、举足轻重的豪绅大户。

正是这些衣冠望族大批进入岭南，以其人多势众，财力充裕，高素质的文化素养，形成了强劲的中原文化优势，有力地冲击着正在嬗变中的岭南文化，促其不断再生，继续发展。

这次移民高潮，以两晋为高峰，其强大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南朝末年，始终未完全停歇。从公元307年至587年(西晋永嘉元年至隋开皇七年)近300年的分裂动荡时期内，不断进入岭南的中原移民，是岭南社会面貌迅速改观的强大动力，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

(3) 岭南文化趋向汉化的嬗变

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原虽处于长期分裂局面，但是在长江以南，不论政权如何更迭，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稳定。由于中原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自汉以来形成的封建正统观念，有力地支持了偏安江南的东晋、宋、齐、梁、陈等王朝的统治地位。岭南经过两汉长达200多年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治教化，并在中央政府直接派驻的汉族各级官员的强有力控制下，南越族人不断地感受到汉文化的优越性所产生的种种实惠。岭南本土文化中的务实性，使南越族人向汉文化认同和接受的趋向正在日益加强。因而对于两晋以后的中原移民高潮，大都表现出一种理解和接受的亲切友好态度。这正是汉民族及其先进文化强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作用的结果。

经过两汉的长期开发，正需要借助更强大的动力以实现进一步腾飞的岭南，恰好得到中原移民这一强大的文化动力。于是，社会面貌、人民文化素质、汉越民族的融合、岭南文化趋向汉化的嬗变等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正面效应。

郡县制的日益健全，郡县数量的不断增加，封建王朝政令日渐扩展和深入到僻居溪峒的南越族众多部落，是这次移民高潮的显著影响之一。这对于加强岭南遍及深山丛莽的众多越族部落的控制，改变互不相交，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现状，建立和组织有效的社会生活，利于汉化，是有积极的保证作用的。

岭南郡县编制的增设，在三国时代便已是一项重要的措施。孙吴在江东称王，为巩固后方，很注意岭南的开发。孙权为此曾派得力亲信步骘出任交州刺史，专门负责经略岭南。步骘积极稳定南越族人，扩建岭南重镇番禺，并于公元217年将交州州治首府，从广信(今广西梧州)迁至番禺，作为百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264年，又将交州九郡一分为二：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设广州建制，以番禺为广州州治首府;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仍为交州建制。为加强和严密岭南郡县制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西晋时期，中原人对南越族人改称为“俚人”。西晋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俚人”，便对各部落的渠帅(首领)实行羁縻政策，以封官赐爵来达到以俚治俚的目的。为了有足够的郡县空缺来安置俚人渠帅，便将原来州郡县辖地缩小，增设一批新建州郡县。东吴时岭南只有交、广二州，辖九郡。西晋时却增为十一个州。但自两晋中原移民高潮到来之后，岭南人口迅猛增长，增设新的州、郡、县，已不完全是为了安置俚人渠帅的官职，而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地方行政的管理。以南海郡为例，因为是移民大量进入的首选之地，人口增长最快、密度最高，于是增设东莞、义安(今潮州)两郡。到南朝时期，广东西部及与广西交接地区，人口亦明显增多，且又是俚人聚居之地，为安置中原移民，使汉俚和睦相处，又先后设立“左郡”、“左县”(即是副郡、副县)。刘宋时便已增设左县七个，齐朝增左郡二十个，左县五十五个，在交广两州之间增设越州，把广东西部的高凉郡升格为高州。州、郡、县的增设，使统辖地域缩小，更有利于行政官员的有效管理，尤其是在对俚人改造为编户编民的户籍管理得以真正贯彻实施，促使封建郡县制进一步健全和严密。大量移民无序涌入的混乱状态得到及时的安置与整顿，社会生活秩序因而日趋稳定，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经济。从民族关系上说，对汉越民族和睦共处，加速融合，也有了有力的制度保证。而这正是岭南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政治文化因素。

这次移民高潮，使岭南的物质文化取得长足的进步，这是中原先进文化强力冲击下的显著影响之二。

岭南在两晋南北朝期间，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中原供应铁器工具的状况，建立了完全属于岭南本土的冶铁铸造业。由于大批富有经验的冶铁技术工匠和铁匠流入岭南，使岭南得以依靠本地发现的铁矿从事冶炼铸造，打制出各种优质农具和各种手工业工具。这就为大规模开发耕地，发展农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据1985年广东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共同编辑出版的《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的记载和研究结果，证实东晋南朝出土的墓内陪葬冥器中，铁制品数量大大增加，器物的体形也由两汉时的小型变为以大型为主。如1981年广东梅县出土的一批墓内铁器，便有36厘米高、29.5厘米口径的铁鼎，有19厘米高，24.2厘米口径的铁釜。大量出土实物，显示了当时岭南铁器的冶炼技术，已有了相当的水平，使用的范围亦已遍及较为落后偏远的地区。

冶铁业的独立，保证了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优质工具;中原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水利排灌技术，更使岭南农耕业如虎添翼。据已出土的一批文物显示，两晋墓葬中不少都有特制的陶质农耕主题的模型冥器，制作精细，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如广东韶关地区出土的两晋时期墓葬陶质农耕模型冥器，整个构图形象为农民耕作的场景;一人使牛犁地，另一人使牛耙地;耙口有六枚长齿;田边有一用于排灌水的漏斗型水利设备。这些出土模型，显示了岭南开始步入水稻种植的一次技术革命的新阶段，确立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从而为精神文化的发育，提供了较雄厚的物质保证。

中原移民对岭南文化强大冲击的显著影响之三，便是南越族人的汉化。

南越族人在长达三个世纪的中原移民冲击下，原来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庭生活、道德伦理观念等属于岭南本土文化的内涵，都在日显淡化，这是多数历史文献都有所记述及评议的。正如明朝嘉靖年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所说：“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这里所说的，就是南越族人及南越文化的明显淡化，而且日趋汉化的事实。南越族人的封建大一统的正统国家观念亦已开始确立。“俚人”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确保封建正统王朝的大一统，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至今仍为岭南人传颂的俚族首领冼夫人反对分裂，力促祖国统一的动人事迹，堪称典范。

《隋书·谯国夫人传》对冼夫人(公元522—602)的一生事迹，记载极为详尽。冼夫人出生于梁武帝普通三年，是当时高州(原高凉郡)越族(当时称为“俚”)冼氏首领的女儿。她一生跨越梁、陈、隋三个朝代。因冼氏世代都是当地越族首领，拥有部落十余万家，在当地(广东西部、西南部及海南岛)越人中有崇高威望。冼夫人“幼贤明，多谋略”，成年后，继承父亲的首领地位，深得越人敬仰信赖。她既能致力于越族部落之间的和睦团结，又能引导越人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服从政府法令，与汉人友好相处。冼夫人因此声威远播，不仅得到高州越族各部落十多万家的忠诚拥护，甚至历来不服汉化，动辄发动叛乱的海南岛俚人(即后来的黎族)，也有1000多峒(部落村寨)因仰慕冼夫人而自愿归附。

公元535年(梁武帝大同元年)，冼夫人与罗州刺史冯融(汉族)之子冯宝结婚。这一婚姻的缔结，对汉越两族人民的融合，稳定岭南西南部地区，避免岭南在动乱中的分裂，具有极大的作用。从梁、陈到隋，冼夫人在丈夫冯宝去世、儿子冯仆年纪尚幼的困难情况下，多次依靠广大越族人民，粉碎某些岭南汉族官员阴谋分裂割据的武装叛乱。公元589年，隋灭陈之后，岭南一度失去控制。一些俚人大部落和广东西部、广西东部、海南的部分州郡行政官员，便推尊冼夫人为圣母，主持岭南政局。冼夫人当仁不让，不负众望，依靠自己的威望和政治才能，保境安民，稳定了岭南局势。当隋文帝派遣专使安抚岭南时，冼夫人积极配合，派孙冯魂率领部卒亲迎隋文帝专使进驻广州，并迅速平定番禺越人王仲宣的叛乱。事后冼夫人亲自护卫隋朝使者巡抚岭南各州郡，使各地豪强纷纷接纳封号，归顺隋朝。终于不费兵刃，使岭南顺利复归统一于隋朝中央政权。

隋文帝为表彰冼夫人的卓著功勋，册封她为谯国夫人，设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吏以下官属，授与她调发六州兵马的军权。冼夫人在去世前一年，还不顾年老，不辞劳苦，以79岁高龄，渡海亲临海南岛招抚平息了一次俚人的叛乱。隋文帝因此而赐给冼夫人临振县(今海南省临高县)1500户为封地。公元602年(隋文帝仁寿二年)，冼夫人病逝，享年80岁，谥为敬诚夫人，立祠奉祀。后来，在冼夫人生前活动过的广东西部、西南部各地，人们纷纷为冼夫人立祠奉祀，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