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三纲”，“为平等”
谭嗣同对君主专制制度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纲常名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是专制者镇压人民的思想工具。他说：清朝统治者之所以敢于“虐四万万之众”，就是“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三纲之害，烈毒异常，“不唯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因而，历代“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之故也”。这就大致准确地道出了“三纲”成为历代王朝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及其盛行不衰的政治原因。
谭嗣同的《仁学》通篇讲“仁”。所谓“仁”，就是以“平等”为第一或最主要的标准。如说“仁以通为第一义”，又说“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据此，谭嗣同对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的声讨，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这就从正面揭露出了所谓纲常名教都是为创设“不平等之法”而立论的。谭嗣同对这些“不平等之法”一一予以揭露和抨击，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平等主张。
关于君臣关系，谭嗣同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他从社会契约论思想出发，认为君臣本是平等的，无所谓尊卑，也不存在谁为谁纲的问题。他认为，君臣之间尊卑悬殊，君为臣纲之类教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自秦始皇以后的帝王，“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同时，君为臣纲成为维系君臣关系的一条准则，这与后世俗儒的鼓吹也有一定关系：“圣教不明，韩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邪说，得以乘间而起，以深中于人心。一传而为胡安国之《春秋》，遂开有宋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笼，亦良可哀矣。”〔《上欧阳瓣师书》。〕因此，他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还根据“民本君末”“君由民择”的思想，对“忠君”“死节”等传统道德予以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君”是“为民办事”的，“臣”是帮助君主“为民办事”的，因此，“只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这就批驳了儒家鼓吹的“死节”论。
关于父子关系，谭嗣同指出：“至于父子之名，则真以为天之所合，卷舌而不敢议。”他认为，父子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每个男人都既为“子”又为“父”。因此，他对于“孝”这一传统道德也予以批判，指出“忠”“孝”都是为了钳制臣民的反抗而制造出来的。
关于夫妇关系，谭嗣同认为“夫为妻纲”最无道理，是丈夫“以名困妻”，不把妻子当人看，特别是宋儒“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在他看来，家庭成了专为整治妇女而施虐的人间活地狱。这就不仅违背了平等原则，而且违背了最起码的人道。他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应该“平等相均”。他提出“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相愿”的主张。他还指出，专制者“姬妾罗侍，放纵无忌”，可是“女一淫即罪至死”，这都是“名教”之“烈毒”所致。至于“村女里妇，见戕于姑恶，何可胜道？……又况后母之于前子，庶妾之于嫡子，主人之于奴婢……而黑暗或有过此者乎”！至于“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的君主，则是“父子夫妇之间，视为锥刃地耳”。“尤可愤者，己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与幽闭之宫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又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广独夫民贼之嗣续，复奚为也？”
谭嗣同认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的只有“朋友”一项，因为此项含有“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因此，谭嗣同认为：“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亦惟明四伦之当废，然后朋友之权力始大。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以起点，又况于三纲哉！”显然，谭嗣同已经认识到了作为传统的“三纲五伦”与平等、自由、博爱等学说是冰炭不能同炉的。不仅如此，谭嗣同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三个“纲”之间的内部联系：“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可见，他抓住了“君为臣纲”这个核心。总之，谭嗣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纲常名教，大声疾呼要冲决一切纲常名教的“网罗”，对于改革旧的法律制度，无疑是抓住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