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文化·丰富的文物考古发现与两湖文化的总体水平

两湖地区处于肥沃富饶的长江中游，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两湖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是旧石器时代猿人居住的洞穴及化石，即湖北郧阳地区发现的“郧阳猿人”，在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人化石，还有多件石制工具，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有学者称它为郧县人。这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湖北长阳地区的早期智人化石是晚于郧阳猿人的遗存。长阳人所具有的特征表明它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人。湖南西北部的澧水流域石门县大圣庙近年也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出土了砾石打制的石器，有石核、大石片、砍砸器、尖状的刮削器和类似于手斧的尖状器，大圣庙旧石器属于华南砾石石器文化的传统范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在湖北发现的主要是江陵县鸡公山的遗址，这是1992年轰动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首。遗址中不仅出土大量的石制品，而且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遗址揭露出五百平方米的人类生活的活动场面，在这一范围内，有五个大小基本相同的由砾石和石制品围成的圆形石圈，这是当时人类居住的圆形窝棚的遗存。在遗址内还发现有加工石器的座位和双脚踏地时的脚窝，在这一遗址的上面还覆盖着时代稍晚的另一文化层。这一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使中华民族开发江汉平原的历史提早到四至五万年，并且使人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江汉平原地带居住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湖南的澧县也发现了大约同于这一时期的遗址，其中米家溪遗存表明了旧石器时代已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时，两湖地区的文化遗存更为丰富。它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据目前所发掘的材料看，最早的应是彭头山城背溪文化。彭头山位于湖南澧县太坪山彭头山，彭头山文化处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人类使用的石器已由全部是打制而成转变到开始使用磨制石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新石器时代的萌芽，人们开始制造陶器，尽管无论是质地、器形、纹饰，还是制作方法都表现出早期原始的特点，但已开始进入制造生活用器的阶段。陶质主要是夹炭陶，颜色只有红褐色或红色，陶质的颗粒大、疏松而轻;制作方法颇为原始，是由若干块大小不一的泥片互相粘接成形，这种方法比泥条盘筑法还要原始(俞伟超《文物考古论集》1987年)。人们为了追求美，还在陶器上加上拍印纹、压印纹、刻画和剔刺等纹饰。这时的器类还很单调，只有缽和罐两种器类。在彭头山文化稍后的是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文化。这一文化的特征虽然仍以打制为主，但在各方面都比彭头山文化有了发展。打制石器在方法上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磨制石器则出现磨得更精致的特征。陶器有了大的进步，形制更规整，胎壁变薄，变得均匀了，表面也打磨得光滑一些。陶质变成以夹砂陶为主，泥质红陶增多。陶质变得较细腻，份量变重，纹饰手法开始多样化，器形也增多了。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它们同属新石器文化早期的不同阶段，石门皂市文化是承袭彭头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石门皂市文化的分布区域在湖南已大大超过彭头山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湖北的发现主要在宜都的城背溪，其特点与彭头山、皂市文化特点十分接近。城背溪文化的时间大约介于彭头山文化与石门皂市文化之间。在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红烧土中残存的稻谷壳，还有网坠和动物骨髓及鱼骨，说明这一时期渔猎经济和农业经济已开始并行，表明人类开始走上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

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大溪文化，大溪虽得名于四川巫山大溪，但它的主要分布地却在湖北的宜昌和荆州地区，湖南的北部也有部分遗址。大溪文化出土的遗物水平已明显高于彭头山——城背溪文化。湖北枝江关庙山的大溪文化遗址颇具代表性，关庙山出土的陶器数量很大，已修复的就有一千多件，具有地域和时代特征的器物是蛋壳彩陶碗和单耳杯，它厚仅一至一点五毫米，小巧玲珑，造型新颖，色彩鲜艳，花纹细腻丰富，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罕见的珍品。它的制作方法是采用泥条盘筑初步成型后，再将坯体托在手上边转动边刮薄而成，可见当时人的手工艺已具有一定水平，并且已经相当熟练，出土的陶豆可见轮制陶器的痕迹。这一阶段陶器的品种也大为增加，后世常见的炊器釜鼎、簋都在这时出现，并且还有与之配套的器座和陶支座。容器中还出现了碗、盘、豆、钵、瓶和杯等。陶器色彩以红陶为主。关庙山遗址内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在已发掘的两千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十座保存较好、形状清楚的房址。有一座面积约三十五平方米，房屋内中心处有火塘，四周有墙壁，墙壁采用编竹夹泥垒砌后，再用火内外烤烧而成，这种房屋建筑格式表明当时还是大家族集体居住，另外还有面积达五十至六十平方米的公共活动场所。大溪文化的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工具，最能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宜都位于长江南岸，石料采用长江边的大石块，来源特别丰富。虽然大多数仍是打制，但已发现制作石器的作坊，打制石器的石锤和石砧。磨制石器也大量出现，有巨大的磨制石斧，还有凿、锛和铲等。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一件磨制石斧(重7250克，长43.1厘米，宽17.5厘米)，就出现在红花套遗址内，它被称为“石斧王”。石器中的农业生产工具占很大比例，这是这一文化时期已开始走向农业文明的证据。

江汉地区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屈家岭文化，是继大溪文化之后的又一文化阶段。湖北京山县屈家岭村因此而名扬海内外。1954年人们发现了这一数千年后仍保存着大量遗物的地方，于是湖北地区考古工作人员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第二年开始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了十三座墓葬和大批遗物。屈家岭遗址出土的蛋壳彩陶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它不仅薄如蛋壳，通常只有0.1—0.2厘米厚，而且器形多种多样，有杯、罐、盘等，这比大溪文化是一大进步。它的制作标志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制陶手工艺水平达到又一高度。同时出土的陶器色彩也开始变得艳丽繁复，已由在陶胎上绘单一色调发展到在陶胎上描绘多种色彩相间的花纹，多见朱绘黑陶。陶器主要以黑陶居多。屈家岭遗址还出土了制作精巧、形象逼真的陶制小动物模型，有长尾鸟、小鸟、陶鱼、陶龟、陶狗、陶羊等。遗址中的石器主要为磨制，种类有斧、锛、凿、刀和有孔石铲等。器形由体大厚重向小巧精致发展。含有稻谷壳的红烧土在屈家岭遗址中则更为多见，由此可知，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人类是以从事水稻生产为主的农业居民。彩陶纺轮也是屈家岭的典型器物之一，纺轮周边的图案十分丰富，形体匀称薄小，与厚重的纺轮相比，它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纺出更细的线来。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器物特点表明，它与大溪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文化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长江中游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大致景况。属于屈家岭文化系列的遗址在湖北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发现，如京山朱家嘴、郧县青龙泉、天门邓家湾、宜昌中堡岛等;湖南省的澧县三元宫、安乡县渡家岗、划城岗、华容县长岗庙、车轱山等地也有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出土，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在两湖地区广为分布，并且从开始的各带地方特色到后期的渐趋一致，可以看出两湖地区从远古开始，虽然处在不同地域但却共处同一文化之内的地域文化特征。

继屈家岭文化之后，1956年在湖北的天门县石家河又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据考古学家仔细分析和对照，发现它是一种晚于屈家岭文化的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湖北龙山文化，时代当属新石器晚期。这一遗址中发现的文物，在陶器上又有所进步和发展，人们学会了在陶器上加饰各种形状的纹饰，陶器的制作方法已大部分采用轮制，因此，陶器的形体更为规整和光滑。陶器的色彩除前期所见颜色之外，还出现了紫色和紫红色。制造石器的技术有了较大改进，除了石制工具之外，还有硬度较大的玉质装饰品出现。郧县青龙泉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这时人们的财富已大大丰富起来，墓葬中陪葬品的多寡说明了贫富差别，反映了私有制的发展。石家河文化的同期遗址，在湖北主要有郧县青龙泉遗址、当阳季家湖遗址等等。湖南则有澧县王家岗、湘乡岱子坪、浏阳樟树潭等等。石家河文化遗址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前最后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在此之后，就进入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这一阶段了。

两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当地的土著文化为主体，不论是大溪还是屈家岭，抑或是石家河，虽然有某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主体却是地方文化。夏商兴起之后，由于夏朝商朝的武力入侵，使这个地区受到比较先进和强大之文化的浸润，其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黄陂县商代盘龙城遗址中。这一遗址在1954年被发现，1974年和1976年两度被湖北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在盘龙湖畔发掘出三千多年前的一座都邑城址。城址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周长1100米，面积约有75，400平方米。据当地居民说，数十年前，这座古城的四周仍保留有一至三米高的残墙，城墙外有深约四米的城壕，城内发现有三座宫殿基址，按顺序排列在一条南北轴线上，已挖掘二座。宫殿为上下两层建筑，建筑方式是下层建在生土上，上层则建在夯筑有十厘米至一米高的台基上。从1号基址可以看出，宫殿分为四室，中间两室稍宽，两边的较窄，宫殿前后还有迥廊，四壁木骨泥墙，应为“四阿重檐”(四面坡水)、“茅茨土阶”式的建筑。2号基址四周有柱洞，可能是一套中间不分室而两侧开门的厅堂式建筑，它与文献记载中的前堂后寝式建筑极为相似，应是奴隶主朝会、宴乐和寝居的场所。

盘龙城外分布着许多遗址，遗址上发现有密集的手工作坊、平民房基、灰坑、窖穴以及贵族墓地、平民墓穴等。在作坊区内，发现有房基遗址，灰坑和含有缸片、坩锅片、黑灰、木炭的灰烬等。在李家嘴贵族的墓葬内发现一座墓葬，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其中一件青铜钺长41厘米，刃宽26厘米，是目前发现的商代铜钺中最大的一件。墓中还出有青铜礼器。贵族墓中的棺椁有精致的雕花，外壁还刻有饕饕纹和云雷纹，内侧绘朱色，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木雕花。墓内还有人殉痕迹。这座墓葬的遗物表明主人是一位很富有的军事大贵族。

盘龙城遗址内的铜器不仅种类繁多，有礼器、兵器和工具等，成套的铜礼器的出土反映了商朝统治者崇尚奢华的特征，而且铜器的制造技术也比较进步，铜器表面花纹精细，采用分铸法铸造。这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盘龙城内考古资料表明，商代势力远达长江流域，这一地区已成为商代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或者说是商王朝统治南方的一个中心。

商代在两湖地区留下的遗址还有很多处，如湖北的江陵荆南寺遗址、沙市周梁玉桥遗址、宜昌中宝岛遗址等等，湖南的石门县皂市遗址、衡阳县金山岭遗址、安仁县何喜山、浏阳樟树潭、岳阳费家河等等。湖南地区尽管当时有商人南下，但本地文化始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商文化的特点尚不十分明显，文化呈现复杂的面貌。经过西周一代的融合，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合流成为包含着两种文化因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

西周时期，楚人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新来乍到，其本身的特性还未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因而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的资料主要还是呈现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风格。

西周晚期，楚文化的风格开始出现在考古文物中。这一最初的萌芽是在宜昌地区当阳赵家湖墓地中发现的，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带有楚文化特色的遗址。自西周晚期到东周即春秋时期，楚文化的考古发现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而且随着大型墓葬的发掘，楚文化的面貌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首先是本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发生一起当地豪绅大规模盗掘楚王墓的事件，这一次盗墓共发现铜器、石器和陶器等四千余件，据考古学界人士对出土铜器铭文分析，普遍认为墓主人是楚考烈王熊元。然后是湖南长沙等地陆陆续续地发现不少楚式墓葬，直到50年代初期，湖南的楚墓被大批发现发掘。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长沙发现了七十三座楚墓，1952年6月至12月又在长沙近郊发掘一百五十余座楚墓，1956年以前在长沙东南郊也发掘了二百零九座楚墓，接着在衡阳发掘一百余座楚墓，直到60年代，湖南的楚墓还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截至80年代初期，湖南楚墓发掘总数已超过三千三百余座。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分布的范围囊括湖南全境。这些墓葬基本上是中小型墓，只有一座是封君型的大墓，那就是临澧九澧1号楚墓。这是湖南地区目前所见的最大楚墓。墓坑内深达十一级台阶，葬具有二椁三棺，椁内分东西南北四个边箱，由于此墓早年被盗，因此，出土器物仅三百余件，以漆木器为主。有楚墓中常见的彩绘虎座鸟架鼓、单虎鼓座、镇墓兽、编钟架、编磬架、兵器架、屏风和一些彩绘漆饮食器等。还出土了一些炊饮器和竹简百余支，及一些玉器、琉璃器等装饰品。从出土的漆木乐器架来看，这座墓中原应存有众多的铜、石乐器、兵器。在湖南长沙东郊的陈家大山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件被称为绘画珍品的帛画，这幅画以棕褐色绢为地，长31厘米，宽22.5厘米。帛画上绘有一条扶摇直冲的龙和一支展翅欲飞的凤鸟，在右下方有一双手合掌侧身而立的女子，女子的右下角是一条像小舟一样的物件。在长沙龙洞坡楚墓中出土了春秋晚期的一件铁削，长沙杨家山出土一柄铜格钢剑，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把钢剑，与钢剑同出的还有一个铁鼎，经金相学考查，属于铸铁，它比欧洲使用铁器要早两千一百年。长沙的左家公山楚墓内还发现了古代的第一支毛笔，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在长沙的左家塘44号墓内出土了一批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的丝织物，种类有锦、绢和纱等。其中一块织锦上有五种花纹，花纹中以对凤纹、对龙纹、方连纹，几何纹为主，织锦为三重经组织。这是楚文化中的一次重要发现。长沙子弹库17号楚墓中发掘出镇墓兽和凤鸟鼓架等典型的楚文化器物。在长沙的中型楚墓中普遍发现有铜礼器或仿铜陶礼器，且大多成对出现。墓中还出有兵器如铜剑、戈、矛、盾、甲等，乐器有瑟、鼓、竿，还有一些木雕装饰品，如虎座鸟架鼓、木俑、镇墓兽等和玉器铜镜琉璃珠等装饰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其中铜镜是长沙楚墓的一大特色，不仅数量多达四百七十余面，大约四分之一墓中有出土，而且质量好，花纹美，足见当时铜镜使用的普遍，和楚人爱美尚奢华的性格特征。(高至喜《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小型楚墓大多都出土陶礼器，器物有一定的组合型式，但是，各类墓穴又有一定的差异。

湖北楚墓的发现比湖南晚，但墓葬规模之大，出土的文物之丰富，却超过了湖南的楚墓。湖北的楚墓大多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晚期前段的，这是楚文化处于发展鼎盛的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50年代末期，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东北郊第一次发掘出战国楚墓，出土了铜兵器和陶器。自那以后，从60年代开始逐步有小型楚墓被发掘，其中江陵葛陂寺发掘的50余座楚墓中，出土了一件虎座鸟架鼓、镇墓兽、漆耳杯、玉佩、琉璃杯和陶礼器等等典型的楚式器物。江陵城东谭家湾发掘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铜戈上有错金铭文“楚王孙鱼之用戈”。1964年江陵拍马山4号墓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虎座鸟架鼓和瑟，这是楚墓中最早见到的形制完整的鼓。1965年江陵望山和沙冢发掘了三座中型墓，墓的形制为有台阶墓道墓。墓内棺椁保存完好，墓内共出土遗物八百余件，最重要的文物有关于“卜筮记录”的竹简一组和遣策(即记录随葬物品的册子)一组，有铸有铭文“越王鸠浅(即勾践)自作用剑”的铜剑一件，有大型错金银的铁带钩、嵌银铜酒樽、人骑骆驼台灯、玉佩、彩绘竹笥、错银车軎、镂孔杯状器、彩绘木雕箭箙等一系列制作精良、造型优美、色彩绚丽而又独具特色的工艺品。其中最为出色的工艺品是一件彩绘木雕小座屏，在高不过十五厘米，长五十一点八厘米，厚三厘米的木头上，竟排列了大小五十一种动物，计有凤鸟四只、小雀四支、鹿四头、青蛙两只、大龙二十条、小蛇十七条，屏上的动物是分别雕刻之后，再用榫卯接起来的，合起来就是一幅透雕作品。屏上所有的动物都栩栩如生，各具姿态，形象传神，这件座屏代表了战国时期楚国木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1975年至1976年，江陵雨台山发掘清理出五百多座中小型楚墓，这些墓葬从春秋早期到战国秦拔郢前后，年代排列得非常清楚，使人们对楚墓的认识进一步清晰。墓葬大多带有壁龛，用来放置随葬品，共有四百多座楚墓。墓内出有陶器，计2455件，陶器分为仿铜陶礼器和实用器两大类。有泥质褐陶器，陶质细腻，火候较高，质地也较硬，多为礼器类;夹砂灰陶系，陶质粗一些，但火候高，多为实用器类;随葬品礼器已成为楚墓的一大特点。这时的陶器已是以轮制为主，有的还用彩色粉描绘出图案。陶器中的高足鬲、高兽足鼎和长颈壶，是楚墓所独有的器物。

墓内出土的铜器为数也不少，铜器的种类按用途可分为容器、兵器、车马器、衡器、工具、乐器和杂器等。兵器的大量随葬反映了楚国当时军事力量强大，战争频繁和楚国的尚武精神。

铜器的制作十分精良，尤其是一件熏杯，杯高12.7厘米，口径8.5厘米，杯的周身透雕互相连接、方向相反的六十条龙，龙身弯曲，长嘴大耳，龙身还饰有鳞片纹，杯底为十字形镂孔。这是这次墓中出土的最精致的铜器。此外，还有镂刻着花纹的铜制服饰器和车饰等。

雨台山楚墓中出土的漆木器表现了楚国漆器工艺的发达和完善。在二百二十四座墓中共出土了二十多种九百余件漆器，其中有不少器物保存完好。漆器的器型反映出它们大多为实用器，少数为用于随葬的明器。漆器的质地全部为木胎，色彩以黑色和红色为底，再用彩粉在底色上描绘图案，颜色有红、黄、金、赭色等。器物类型有食用器，如耳杯、漆盒、漆樽、漆木豆、蛋形杯、俎等;日用器有几、杖、梳、篦;乐器有鼓、瑟、笙等。在漆木器中，虎座飞鸟、虎座凤鸟悬鼓、方耳杯、漆木豆和镇墓兽都是楚墓中独有的珍贵文物。从春秋延续到战国晚期约四百年的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文物，使人们对楚国的社会历史、生产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有了一个从早到晚比较全面的了解，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果说雨台山楚墓只是一篇篇独立的散文，那么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擂鼓墩曾侯乙墓就可以称得上一部宏篇巨著了。这座大墓是保存完好的东周诸侯大墓，墓主为随国国君曾侯乙。曾侯乙是战国初年下葬的，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了。随国在历史上与楚国关系极为密切，自春秋初年以后，一直处在楚国腹心之地，为楚国国中之国。它的文化受到楚国的巨大影响，从出土的器物来看，与楚文化基本上就是同一体系。这座墓葬椁坑面积达二百二十平方米，墓室分为四个椁室，出土的文物达一万余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组悬挂在墓室中间椁室内的成套编钟，有上中下三层，共计大中小编钟六十五件。全套编钟重2567公斤，编钟形体美观，花纹纤细，铸造精致。最难得的是每件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而且都是相隔三度，全套编钟音域可达五个半八度。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可以演奏中外各种名曲，真是难得的音乐瑰宝! 墓中的青铜礼器仍如几千年前时那样排列，九鼎居前，八簋其次，再次是小鬲和小鼎形器，最后是盖鼎和四盥缶，整个礼器的摆放秩序一目了然。

楚国的漆木器也颇具特色，这座大墓中出土的漆器尤为精美。墓中共出土漆器二百二十多件，超过任何一座已发掘的楚墓，品种之多也前所未见。其中最精致的漆器是一件漆禁和一件漆盖豆。禁是一种放置器物的座，禁面由一整块厚木板雕凿而成;四角浮雕出两条龙，四边的当中也各浮雕成双身一首的龙，面板分四片，各透雕成几何状纹饰，四角下的四条腿各雕刻成四兽。雕工之精细，绝不亚于青铜铸造。在精雕的花纹上还绘有鲜艳的色彩，真是精美之极，无与伦比。另外一件漆木盖豆，也是采用透雕和浮雕的方法，将豆的耳部、豆盖和豆身遍雕上龙或龙纹、兽面等，雕技细致入微、极富立体感。绘上彩色纹饰后，令人叹为观止。漆器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楚墓或别的地区都没见过的衣箱和食具箱、筒形杯，单耳筒杯，双耳筒杯等等。墓中有的漆器上还绘着一些神话故事，有一则神话故事类似于羿射九日。在一件衣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星名图，在星名的两侧，分别画着青龙和白虎，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四象即四组，每组七宿，分为四个方位，四种颜色，并各与一种动物相配)，这是我国所发现的二十八宿星全部名称的最早纪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的重要文物。漆器的花纹也丰富多彩，有动物纹、自然景象纹、几何纹和神话传说、生活场景等等，尤其突出的是极度夸张后抽象出的凤鸟纹、龙纹和鹿纹，以及蟠虺纹、蟠龙纹，这也是楚国浪漫洒脱恣肆艺术风格的写照。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湛堪称一绝，其中以尊盘的铸造工艺最为复杂和精湛。尊上的纹饰集镂孔、透空、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于一身，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真是玲珑剔透，令人叹为观止。

墓中出土的还有珍贵的金器、玉器、水晶，琉璃质的装饰品等。金器总重达3663.73克，数量之多也属罕见。

从此墓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丝织物残片，可以看出共有四种不同织物，即纱、绢、绣、锦。墓中还首次发现丝麻交织物和单层锦织物，有些丝织物上还有刺绣的纹饰，花纹为互相纠结的龙纹，线条流畅、针脚整齐、均匀则是其表现出来的技术特征。整座曾侯乙墓所反映出的就是鼎盛时期的楚文化的完美形象。

仅次于曾侯乙墓的大墓是湖北江陵县天星观1号墓，这座墓在1978年1月开始发掘，早于曾侯乙墓半年。墓主人是上大夫级的封君，名叫邸阳君番，葬具为一椁三棺，椁分七室。 此墓虽被盗过，但仍出土两千四百多件器物，有成套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车马器。墓中也出有成组的乐器，有编钟、编磬、鼓、瑟等;漆木器包括凤鸟悬鼓、虎座飞鸟、镇木兽等，制作也十分精美。这座墓内还出土有十一幅绘在椁室隔板上的彩绘壁画，和记有“卜筮记录”和“遣册”的竹简两组。对人们了解楚国的艺术和封君制度、楚家族历史大有帮助。

除曾侯乙和天星观这两座大墓外，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荆门市又发掘五座楚墓，其中2号墓最大，墓主人为楚国的左尹邵(音驼)，身份为上大夫级。墓中除出土了与以上大墓类似的大批铜器、漆器等物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出土了一件绘有《聘礼行迎图》的漆奁和大批记载遣册、司法等内容的竹简，这是研究楚史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1号墓，是名副其实的地下丝绸宝库。墓为小型木椁墓，墓主为一女性，年龄约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在打开方棺时，一幅绚丽夺目的丝绸大观展现在两千多年后的人们眼前。墓主人被一层又一层的丝绸衣衾包裹着，计有锦袍、单衣、夹衣、锦绔、单裙、衣等各类衣裙共十五件，还有绣衾、锦衾三件，加上鞋、帽、镜衣、棺罩、帛画等共计有三十五件，可分为绢、纱、绨、组、罗、绮、锦、绦八种。这一墓葬中出土的丝绸制品保存之完好，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是其他楚墓中前所未见的，足以表现楚国高度发展的手工业水平。

在楚国墓葬大批发掘的同时，人们对楚文化的源流和楚墓发掘最多的江陵地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对于楚文化的起源地及楚国的都城的探索成为必要的课题。从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对江陵纪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和发掘，发现了高出地面的完整的土垣，查明了城内面积约有十六平方公里。城垣外有护城河，已探明的城门有七座，城内有河道通过，河道上建有水门，由城内可直航长江。城的北面有建筑台基八十四座，在30号台基上发现了早晚两期房屋的建筑遗迹，房基长六十三米宽十四米，墙基外有散水，散水内有柱础。据推测这是一座重檐式的宫殿基址，年代大约在春秋末至战国之间。(参看《南国名都江陵》湖北教育出版社)城内发现大量的水井遗址，总计约有四百口，还有窑址四处。窑址和水井旁清理出大量的陶片、瓦和部分铜、铁、木器。因此，这里可能是当时的手工作坊区。纪南城的大规模勘测和发掘，使人们初步确定纪南城现存城垣的兴建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因而有学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

与发掘纪南城几乎同时，对宜城楚皇城、襄阳邓城附近和云梦楚王城也进行了一些勘察和发掘，基本可以确定宜城楚皇城为春秋时鄢的都邑所在地，后并于楚，楚昭王曾一度避难于此。这些发掘对于确定城址的年代和性质，了解城址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均有一定作用。除城址的发掘以外，在湖北潜江还发掘了楚国历史上著名的章华台遗址，为研究楚国的建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70年代还有一处重大的考古发现，那就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铜绿山位于大冶县西北三公里处，是湖北现今一处重要的铜矿产区。考古工作者经调查发掘，找出了古代矿坑，在里面发现了竖井、斜井、巷道和采场等遗址，在矿坑中发现有作井架支护用的木板、铜、铁、木工具，和陶质的生活用具;据统计，有露天采场七处，地下采区十八个，不同时期不同结构的采矿井巷四百多个;遗址内还发现有大约四十万吨的炉渣，和三处冶炼遗址，遗址上有八座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炼炉，以及残存的炼铜炉炉壁、粗铜块、矿石、木炭、炼渣、耐火材料、石砧、石球等等。据专家推算，四十万吨残渣至少是提炼纯铜八至十万吨以后留下的。铜绿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楚国当时的采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进入成熟的阶段。铜绿山是春秋中期以后楚人和越人共同经营的一个冶炼中心。(参看张正明、刘玉堂《楚史论丛》初集)

在湖南麻阳县九曲湾，1979年也发现了一处采铜矿井，采矿坑内采用斜井开采，斜井内发现有铁锤、铁凿和木牛、木瓢、木锤等采集工具。据推测，这座矿井的年代应在东周时期，也正好是楚人已进入湖南之后。

战国末年秦国白起攻占郢都后，楚地的原有文化被打乱，尤其是湖北江陵的郢都一带，由于秦国的严厉统治和强行秦化，楚文化被硬性截断，出现楚墓的断代。而湖南地区的楚墓葬在这一时期却相对出现较多。湖南长沙、湘乡、衡阳、益阳，汩罗、辰溪、溆浦、资兴等地都保存着大批从战国晚期后段至战国末年的楚墓。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因为秦拔郢以后，楚虽迁都于陈，却又太靠近齐和三晋，不如湖南这个楚地稳固的后方安稳，因此，郢都的大小官员和贵族就跑到长沙、常德等生活条件好的地方安居下来，(参看何介钧《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造成这一地区文化短暂的繁荣。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很短，而在湖南的时间则更短。因此，这一时期若以秦文化的标准来区分两湖地区的墓葬，则实不多见。较多的应是融合多种文化为一体而以某一种文化为主要因素的墓葬。而湖南的大部分墓葬则多沿袭楚俗，湖北的墓葬在某些秦人控制严厉的地方基本上为秦人墓，如郢都。一些控制稍松的地区也仍然以楚俗墓葬为主，如鄂东地区。

秦代墓葬较为集中的地区在湖北云楚县。其中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发掘的11号秦墓，年代为秦始皇三十年。墓中除了随葬有七十多件青铜器、漆器、陶器以外，还出土了1155支竹简，还有少数残片无法缀合。竹简的内容有十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在睡虎地4号墓还出土木牍两件，内容是从军到秦的士卒黑夫和惊二人写给家人的信。(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两湖地区还发掘有汉代的墓葬，具有重大意义的为数不少，为首的是1972年至1974年在长沙发掘的马王堆1、2、3号西汉墓。其中2号墓是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墓，葬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3号墓是他的儿子，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1号墓是利苍的妻子辛追，葬于公元前168年以后数年。2号墓被盗过，墓葬已遭破坏，而1、3号墓则保存完好，墓中出土了数千件器物，1号墓的女主人还保留下完整的尸体，曾是70年代轰动一时的重要新闻。1、3号墓随葬的器物中有漆器、陶器，陶器有按礼制规定组合的七件鼎，以及其他炊饮器;有数量可观的丝织品，总计有锦袍十二件、单衣三件;1号墓主身上的衣袍十一件，还有出于竹笥(竹箱子)之内的服饰和其他丝织品，以及手套、鞋、袜和头巾、枕头、香囊等。色泽绚丽多彩，令人大开眼界。丝织品中有一件素纱蝉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仅只有49克，抓在手里只一握，真是薄如蝉翼，轻如飞花。丝绸的种类相当齐全，除了有江陵马山墓出土的品种外，还增加了一种起绒锦。丝织品中最珍贵的一件是覆盖在1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全长205厘米，帛画使用多种色彩，如朱砂、石青、石绿等描绘，使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帛画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天上的星象，中部是墓主人准备升天及祭祀时的情景，下部为水府图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幅死者引魂升天的“铭旌”。(参看高至喜《湖南博物馆文集》)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两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帛画和简牍，其中仅2号墓就出土帛书二十八件，这些帛书中有些著作是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献，有的则弥补了后世同类文献的缺佚或错误。内容从学术著作到天文占卜、阴阳、山水、医学和养生等，具有极高的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

有学者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楚文化的因素十分浓重，其原因是长沙地区被秦占领时间不长，楚文化根深蒂固;汉朝和长沙国在西汉初期的统治者都是楚人;楚文化具有很高的水平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马王堆汉墓中楚文化的因素占居主导地位，成为秦灭楚以后楚文化流风的最好发挥之地。

两汉中期湖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1975年在长沙陡壁山发掘的曹��墓和1978年在长沙象鼻咀发掘的1号墓。这两座墓都是规模巨大的木椁墓，墓葬的形制和结构对解决古代文献中“黄肠题凑”、“外藏椁”、“便房”、“梓宫”等葬具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

在湖北地域内发掘出的汉代墓葬，较大的有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墓主人为男性，与马王堆墓有意思的巧合是，墓葬的年代相近，为公元前167年，同时这一墓中的男主人也保存了完整的尸体，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五百余件，主要有漆、木、竹、陶和玉器等器物，且以漆木器为最，共有一百六十余件，光耳杯就有一百个，还有木俑六十多个。随葬器物的排列也让人大开眼界，最前排有两个骑马的俑开道，接着四匹马拉安车一乘，后面又有两俑骑马，最后为两匹马拉轺车一乘。安车和轺车上各树有一伞，并有一俑赶车，马车当中有数十个木俑，车外还有木船一条，船工俑五个，这幅图景表现了墓主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场面。使人倍感奇怪的是，如此一座大墓竟然没有铜陶礼器随葬，只有一些模型式的明器和生活用陶器埋在墓内，据此，大概与汉初推行节俭，提倡薄葬有关。墓中出土竹简数十枚，据竹简上的简文分析，墓主人可能是江陵县令。(参看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同出的凤凰山8号墓、9号墓、10号墓、167号墓也出土了竹简共六百多枚，内容多数为记载随葬物品的遣册，也有少数竹简简文内容与赋税、徭役、借贷、商业和土地有关系，是研究西汉社会的重要资料。出土竹简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西汉墓葬，应数1987年在江陵张家山发掘的三座墓，即247号、249号和258号墓。共出土了一千多枚。如此丰富的竹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有关法律的条文，内容上是在秦律的基础上加进新的条文，这批竹简的出土对人们广泛了解汉代的社会生活、科技水平，以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都是十分难得的资料。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群雄蜂起，两湖地区又一次在军事上、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三国时期，湖北的武昌城成为孙吴建国后的第一个王都。本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区发现了许多六朝时的墓葬遗址，其中尤其是对孙吴都城的所在地——武昌城的调查，钻探和试掘。这次勘察大致探明了城区的布局。六朝时的武昌城在今天的武汉市以东六十八公里的长江南岸，现属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孙权将都城从公安迁到这里时，就改鄂县为武昌县。据调查资料，表明武昌城为长方形，东西长达一千米，南北宽五百余米，周长约三千米，城的东、西、南三面都有城垣，为夯土筑成，东南城垣还保留有断续的夯土城墙遗迹，基部宽约二十米，高出墙外地面四至六米。城墙外有城壕，深五米以上。在南垣的正中，发现一处宽达二十米的缺口，缺口下面发现路土和石块，估计是南门的遗迹。在东北角和西北角都发现瓦砾的堆积和夯土层，考古工作者估计，这里应该有角楼之类的军事设施。城垣的北部紧靠大江，断面高出今江滩十米以上，有长期被水冲刷的迹象。江滩上散布着大量汉至六朝时期的陶片和青瓷片，并发现了九处排列有序的井窖底部遗迹。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外的城壕附近，地层中都发现了较大面积的铜炼渣和烧土堆积，估计这一带应是当时冶炼作坊的分布地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在湖北鄂城发现了百余座，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早期吴墓出土的器物简陋，贫乏，只有一些陶器、铜兵器和少数装饰品，就连大型墓的随葬品也非常有限，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凋蔽。吴中期墓随葬品增多，大型墓出土的器物常达百件，中小型墓的随葬品也多了起来，除陶器外，常常发现当时流行的青瓷器。到晚期吴墓时，随葬品已经以青瓷为主，陶器次之了，金银饰品也成为常见的随葬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青瓷器物大量用于随葬，器物种类繁多。青瓷器是六朝时期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品。从鄂城发掘的三百多座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可以看到青瓷器制品有日用器皿近二十种，模型明器(即专用于随葬的器物)如房屋、案、仓、灶、井、磨、动物、车马、人俑等十余种，这批器物在装饰和造型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参看蒋赞初等《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湖南的长沙、浏阳、醴陵、澧县和湘谭等地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青瓷器，种类与湖北地区相同。

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战乱，到隋唐时期重新统一后的两湖地区，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新兴的隋唐文化在长江中游以武昌为中心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据考古工作者统计，在湖北地区发现的隋唐时期的墓葬约有三百余座，其中重要的有在郧县发现的唐朝李泰家族墓地和安陆唐朝吴王妃墓。李泰墓的资料尚未正式发表，我们只知道墓主李泰是唐朝的正一品官，是唐太宗的嫡出之子，为长孙皇后所生，被封为王，高宗年间下葬。 墓内随葬品多，种类全，有陶瓷器、金银、玉器和较多的陶俑，墓壁上还装饰有壁画。这一阶段在历史上称为盛唐时期，因此随葬品种类丰富，质量精良。湖北地区的隋唐墓所出随葬品在整个南方地区是最为丰富和精致的。湖南隋唐时期墓葬的一个主要特点仍然是以青瓷随葬为主。1974年湘阴城关镇发现一座隋朝墓葬，出土十二生肖陶俑和一系列装饰性青瓷器，瓷器上多印有莲花、草叶等图案，瓷器均出于湘阴窑。湘阴窑为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是当时的名窑之一。窑内生产的主要是青瓷，瓷胎灰白，火候高，青釉莹洁，上有印花，到唐代湘阴窑的印花种类和数量达到极盛。1976年在长沙市河西咸家湖小学发现的一座唐砖室墓中，共出土青瓷器和青瓷俑八十六件，除日用器外，仅俑类就有镇墓兽、武士、人首兽身、十二生肖、文吏、男女侍从、乐队和驾鹰的波斯人俑等多种，还有动物模型和什物模型、瓷器种类之繁多，造型之生动，制作之精美，都创两湖之最。这座墓的瓷器，据考古家们分析，类似于湘阴窑的产品。

明代在湖北地区的墓葬最丰富的要数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母兴献王朱祐杭和王妃蒋氏的合葬墓——显陵。明显陵位于湖北省钟祥县郢中镇北的松林山，陵园有两重城，外城经过五道拱石桥后进入内城，内城有九道门和殿，最后是后宝城。宝城由前后两座组成，前宝城高五米，城内有封土堆(即宝顶)，下面就是兴献王陵的前室。后宝城高于前宝城，但面积略小，下面是王陵的后室，两城以瑶台连接。显陵是按皇陵的规格修建的，因为嘉靖皇帝追封他的父亲为恭睿献皇帝，因而墓葬的等级就不能按“王”来设计了。明显陵的规格与十三陵应是一致的，但陵内数座石拱桥却是十三陵所未有，这大概是南方陵园的特色显示。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个儿子朱祯曾封在湖北为楚昭王，他死后就埋在武昌东南十五公里处的风景区——龙泉山上，墓葬之处被称为“楚昭园”。1990年至1991年对这里进行了发掘，这座墓为土圹砖室墓，墓门为汉白玉石门，墓室为长方形单室，有后龛和东西壁龛，墓内放置有汉白玉圹志、供桌、棺床，棺床上有一棺一椁，都已腐朽，三龛外放置随葬品共一百余件，有金腰带、铜镜、铝锡炉、盘壶、杯、瓷坛、瓷碗等等。楚昭王陵的墓葬外观十分气派，光占地就达一百六十亩，但随葬品却少于同类墓葬，这是令考古工作者们十分费解的一个问题。龙泉山是一个地势优良、风景十分怡人的好地方，昭王之后的子孙及王妃们都葬在此地。

两湖地区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和大大小小的古代遗址，表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发达之地，尤其是近些年楚文化考古的大量发现，使这一地区的文化特征得以充分显现，从而使众多的学者不得不正视这一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系列，并对它的高度成就刮目相看。秦汉以后，虽然楚国已不得存在，但楚文化的流风余韵犹存，直到最后融合进更先进更博大的汉文化中。两湖地区地汉魏六朝时期政治军事经济仍然处在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也表现出了这一特点。经过战乱后的唐朝，经济重新振兴，两湖地区的出土文物之丰富表明，地方经济与全国的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其中有些地区还处于领先地位。两湖地区考古与文物的发现使人们看到，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是同步的，有些方面更显出它独特的个性和先进性，数千年后仍不失其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