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牧人的一生·多种葬仪
蒙古族重视人的出生，也重视人的死亡。死亡不是死者的事，而是生者的事。自古代至近蒙古族存在数种葬法，其主要有：
第一，野葬。又称天葬或明葬。即死者过7个时辰之后，把死者装入新的白布口袋里(有的地区用白布或土布缠裹全身)载于牛车之上，送到偏僻的荒野里。对此，方志《绥蒙辑要》和《内蒙古纪要》均有记载：野葬之法先听喇嘛之命，喇嘛指示宜葬何方，然后对死者以常服裹，其尸用牛、马车载之，急驰旷野，委而弃之，听鸟兽啄食，即为毕事。然当举行时，亦有许多忌讳，如送葬宾客之将归，就尸旁炽火一矩，超越而过，不复返顾，疾驰奔回，心始宁贴。其家人必时时往视其尸体，如被鸟兽食尽，始作欢喜，否则惨恒悲沮，谓之者罪恶极重，鸟兽尚且不食，将获不戾，乃急将家室迁徙，不敢再履其地，否则搜刮资财，若求喇嘛颂经，以祈冥福，长以酥油涂其身，以适鸟兽之口，以求速食，此野葬之大略也。野葬习俗与藏族的天葬若似，此种葬法多在贫苦牧人和一般喇嘛、沙毕中实行。
另外，蒙古人死了，被认为是不祥，尸体放在他住过的蒙古包里，连同蒙古包一起烧掉，其他人远离。还有一种方法，把尸体拉到车上，赶着牛使劲跑，尸体落地的地方，则被认为是永存之地，这是古代的一种野葬方法，与藏传佛教的天葬有别。古代蒙古人十分迷信，担心死者的不祥牵连活人，因而弃之远去。《心史》中记载，鞑靼有鞭尸、咒尸的习俗，也是出于这种心态。近代方志《蒙古风俗鉴》云：“北蒙地方的蒙古人，还用古老的方法把尸体扔到野外，也不加以掩盖，至今也还是那样。”近四百年间，土默特一带也有这样的葬法。他们把死者放在他生前所骑的马上，家属随骑另一匹马赶至荒郊，把马鞍卸下，尸体放置马鞍上，然后让马跑掉，意即马追随了主人的灵魂，然后用哈达盖好尸体后离开。
第二，火葬。《绥蒙辑要》载：“人死后，死者之亲友麇集，其子孙以死者生前所用之爱马，驾车一辆，与亲人扶尸其中，驱车适野，择一犬马鲜至之地，森林茂密之所折取枯枝创为一屋，置尸其内，更于其外植栅二三重，以防兽类冲突。事毕，众牵曳之马，置尸屋旁，举斧砍其头杀之，以祭之者，即四散归家。迨至春来，河水初洋之际，亲友复集林中，其家人更以死者生前的爱者，喜玩之衣物数件，携进尸屋，即举火焚屋，顷刻而尽，焚后三日，家人至其地捡尸骨，如得风扬四散，即以为死者升天，倘遗骸微存，则以为死者受殃地下，归而戚之，急延喇嘛念经超度，或布施死者银玩，以解冥谴，更有以骨灰和土抟像，以供之于祠宇，或卜葬之，叠土作塔，以资解度，此火葬之大略也。”火葬是随藏传佛教进入蒙古的。《夷俗记》云：“盖西方之僧，彼号曰喇嘛者，教以火葬之法，凡死者尽以火焚之，其余烬为细末和泥塑为小像，像外以金或银裹之，置之庙中……”此葬法先用木龛盛之，成坐状，焚时由喇嘛念经，祝愿死者的灵魂进入极乐世界，骨灰装入塔中。此种葬法一般由佛爷大喇嘛、王公贵族实行之。
第三，土葬。有的蒙古族地区实行土葬。《呼伦贝尔志略》云：“土葬法，即纳葬于棺，入土封墓，与汉俗无殊，然惟附近蒙人行之。其富而贵者，并有尸缠白布纳诸坐棺，卜地砌坟，成一上尖下方之塔形，高丈余，卑或数尺，此与汉人稍异处。”《龙城旧闻》亦载：“初丧，家人置尸端坐，周身缠白布，殓入坐棺，就门前除地筑庙如坛禅，瘗柩其中，惟耗资甚巨，此等坛墓不多见。”土葬方式虽与汉族相似，但亦有其特点，蒙古族用的棺木分为卧棺和坐棺两种。喇嘛的棺木一般是房舍形的。汉族没有卧棺。人死后，蒙古族和汉族均有盖脸之俗。汉族“以帛幂面”。而蒙族则以哈达盖面，坟墓的形状与汉族不同，有的地区成塔形，汉族一般呈圆形。此种葬法，多实行于半农半牧地区。
第四，深葬。深葬是古代蒙古族实行的一种葬法，其墓无冢，不见遗迹。叶子奇《草木子》卷三《杂制篇》曰：“历代送终之礼，元朝宫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青草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黑鞑事略》亦云：“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对此《元史·祭祀志》及《蒙兀儿史记》亦载，蒙古贵族用此葬俗。
第五，石葬。这是蒙古族古代的又一种葬式。据《鲁不鲁克东行纪》目睹：“其形状犹如大场院，在场院的四面，有四块高而垂直的石头，朝向四方。”此种墓葬、坟墓是用石头砌成的。马长寿著《北狄与匈奴》一书根据出土文物认定：“蒙古草原牧民早期埋葬死尸的方式就是墓葬。到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约公元前七至二世纪之际，蒙古各地广泛采用了石墓的形式。”此种石墓在新疆、内蒙均有发现，墓上铺有石块，这是古代突厥人的一种葬法。《周书·异域下·突厥》云：“葬讫，于葬所立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
蒙古族的诞生礼、婚礼、丧葬礼贯穿着生命意识，诞生礼和婚礼都表示游牧民族对生命的庆贺、对生命的祝福，而丧礼则在渴求新生命的诞生。格耐普式把人生礼仪分成三种类型，即脱离前状态的仪式，过渡新阶段的仪式，进入新状况的仪式，蒙古族的人生礼仪也完全可以纳入这个仪式，其与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它是一个文化的凝聚体，显现出鲜明的游牧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