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晋国文化·叔虞封唐与晋国文化的形成

晋国是西周王朝重要的同姓诸侯国，其开国君主叔虞(姬虞)为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之弟，成王即位后，将叔虞封于唐国，故称唐叔虞。叔虞死后，其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从此始称晋国。晋国自西周初年立国，至春秋末年被魏、韩、赵三大卿族所灭，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发展。

关于叔虞封唐，《史记·晋世家》记载了这样两则神奇而有趣的故事：一是说叔虞母怀胎后，天神曾托梦给成王：“我要你生儿子名叫‘虞’，将来作唐国诸侯。”叔虞降生后，其手纹果然组成个“虞”字。二是说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一次和弟弟玩耍，把桐叶削成“珪”的式样对叔虞说：“我拿这当作封你的符信。”在旁史官便要成王择吉日分封。成王说：“我是耍笑哪!”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既出，就要载于史书，举行分封仪式。”于是叔虞被成王封为唐侯了。这两则故事，前者不过是古人制造的“受命于天”的神话，后者叫“桐叶封弟”，无非是宣扬“天子无戏言”的古训，显然不可能是历史的真情。

事实上，根据西周初年的政治形势，成王封叔虞为唐侯的根本用意在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也就是“屏藩周室”，把这里建成拱卫西周王室的军国重镇。因为，西周政权建立之初，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一是异姓诸侯国的反叛，二是北方异民族的侵扰，对新生的西周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以商纣之子武庚为代表的商族残余势力和原属商朝的一些诸侯国威胁最大。为此，武王灭商后即封武庚于商王朝旧都，治理殷商遗民，并任命自己的兄弟管叔和蔡叔辅佐武庚，称做“三监”。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周公摄行政事。“三监”乘机散布流言说周公有篡位之心，以制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同时勾结山东等地的商朝旧属国和各种反周势力发动叛乱。于是，周公在姜太公、召公等大臣的支持下挥师东征，终于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平息了叛乱，稳定了局势。经过这场叛乱，西周统治者更深感保卫新生政权的急迫性。在他们看来，最行之有效的措施莫如“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因为，“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于是，周公东征回师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分封，即通常说的“封诸侯，建同姓”，把本族子弟和姻亲分封到叛乱者盘踞的地带和京师到洛阳的“千里王畿”一线，由这些同姓诸侯国组成一道藩蓠西周王室的坚固屏障。叔虞便是在这样特定的形势下被封为唐侯的。

对于西周统治者来说，封叔虞为唐侯，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战略考虑：一方面，古唐国曾是商王朝的重要诸侯国，位于山西南部翼城、曲沃、绛县之间的“方百里”之地，也是在“千里王畿”一线上。据说，武王在灭商过程中用了很大的兵力才把它征服掉，后来它又积极参与武庚叛乱，周公平叛时把它给消灭了，但是，它的残余势力仍旧心怀异志，图谋反叛。同时，山西南部还有为数众多的商王朝旧属国，如平陆县境的虞国、芮城县境的芮国、黎城县境的黎国等等，都是武王于灭商战争中消灭后重新派自己的同姓或亲信前往治理的。从这些国家的兴兴灭灭不难想象，在叔虞封唐前，山西南部的战争非常激烈频繁，局势相当动荡不安。尤其是古唐国曾参与叛乱，更直接威胁着新生的西周政权。所以，叔虞封唐后，唐国作为“屏藩周室”的军国重镇，又有众多的新建诸侯国星罗棋布于山西南部，这对于防范商族旧势力的反叛，稳定这里的政治局势，进而保卫“千里王畿”，巩固西周政权，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成王封叔虞为唐侯，同时也是出于加强边防力量，抵御异族入侵的战略考虑。因为，这一带不但处在“千里王畿”一线上，而且地势多为山谷高原，在唐国或者后来的晋国周围，“戎狄与之邻”(《左传·昭公十五年》)，“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是中原华夏民族同北方戎狄民族毗邻接壤、错综交往的重要地区。戎狄民族本来居住在我国西北、北方和东北边境，过着游牧生活，夏代以后，不断迁往内地，到了西周，有的已经深入到山西南部、陕西泾、渭河上游甚至河南伊、洛河流域了。尤其是曾经居住在晋西北地区的犬戎和当时叫做“严允”的狄族部落，在文王、武王时屡次大规模南侵，威胁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叔虞封唐和新唐国(晋国)的建立，其“屏藩周室”的战略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叔虞封唐后，果然不辱使命，很快治理好了唐国，疆土不断扩大，国威日益提高，不但在当时有力地发挥了“屏藩周室”的战略作用，而且为后来晋国社会和文化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叔虞封唐，晋国立国，是晋国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起点。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周公为叔虞制定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的治国方针。意思是治理唐国，既要发扬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要尊重戎狄民族的习惯法规。这对于古唐国遗民及其周围的戎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求同存异、宽厚包容的方针;而对于以“周礼”为核心的西周宗法制讲，则是一个具有某种背离色彩的方针。它实际上给予了晋国统治者一种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政策的灵活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历史实践证明，这一方针的确立，对晋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制约作用，直接规定了晋国文化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它的这种背离色彩，导致了晋国历史上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和勃勃高涨的变法思潮，使晋国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摇篮;另一方面，它的宽容性格，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和文化交流，使晋国社会成为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熔炉。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晋国文化最本质的内容特点，展现了晋国文化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以下，结合晋国社会的历史行程，对这两个方面分别予以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