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兴诸侯:郑国的崛起
在骊山脚下堆积如山的尸骨中除了血肉模糊的周幽王外,不乏生前显赫的公侯贵族。其中有一人是周幽王的叔叔,他也是周王朝的司徒,姓“姬”名“友”。
以现在人的习惯,我们把他称作“姬友”,不过细心而又博学的读者会很容易指出这种叫法的错误。在那个时代,姓与名绝少同时使用。姓只是用来彰显自己的血缘系统;同时也为避免近亲之间的婚姻,聪明的古代人很早就知道近亲婚姻将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危害。
不过有些读者也许会举出一些例子来反驳先秦时代姓与名不同时使用的规则,比如“孔丘”这个人名,不是姓“孔”名“丘”吗?其实孔并不是姓,而是氏,现代人已经将姓与氏混为一谈。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氏是姓的分支。一个大姓之下可以分为很多氏,氏与名可以同时使用。女子的称谓也是五花八门,我们以美女褒姒为例。她并非姓“褒”名“姒”,而是姓“姒”,因她住在褒国,所以称为“褒姒”。先秦时代的姓氏学颇为复杂,笔者也只能点到为止。这样便引发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即如果严格遵循先秦时代的规则,不得不对许多人物只能用一个字来称呼,这样阅读起来相当别扭。笔者只得将错就错,在许多地方将姓与名合用。这是便宜之法,读者当知之。
我们再回到姬友的话题上。
他的另一身份是郑国的开国君主,在周代的封建系统中周王室其实是中央政权。中央之下的地方政权分属于众多的诸侯国,郑国便是其中之一。姬友死后谥号为郑桓公,谥号乃是中国政治文明的特色,相当于对死者的盖棺定论。谥号有美谥与恶谥,如周厉王和周幽王中的“厉”及“幽”都属恶谥,而“桓”则为美谥。
死于非命的郑桓公姬友,何以在身后得到赞美呢?因为他是郑国的建立者,有开国之功业。作为周厉王的小儿子及周宣王的异母弟弟,姬友在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被封为诸侯,郑国的历史便自此开始。他是王室贵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在郑国当了三十三年的国君,深受百姓的爱戴。公元前774年,周幽王任命他为司徒(掌管土地与户籍)。
幽王是著名的昏君,周王室日薄西山,政坛暗流涌动。郑桓公担心有一天当大动乱来临之时,他将被动荡的洪流卷走,无法幸免。于是想远走高飞,远离首都镐京,甚至想将自己的国家迁移到长江流域地区。对当时中国而言,长江流域地区只是个半开化的地区,其文明程度远落后于中原。
郑桓公的亲信太史伯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楚国正在崛起,这将是巨大的威胁。与其迁移长江流域,不如迁移到洛河以东、黄河和济水以南的地区。郑桓公同意太史伯的分析,他向周幽王提出申请。并获得洛河以东的十座城邑,一个崭新的国家初具规模。
虽然郑桓公明智地选择了一条退路,但他没有及时急流勇退。最终未能成功地避开灾祸,在骊山脚下犬戎人的屠刀结束了他的生命。
郑武公是郑桓公的儿子,作为周天子的近亲,他与父亲一样对周王室颇为效忠。在王室遭到犬戎打击后的那段惨淡岁月,他仍然忠心耿耿。派出军队护送周平王东迁到洛邑,为周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骊山之变,摧毁了周王室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郑国还尽心竭力地效忠朝廷,感激涕零的周平王将卿士的重职交给了郑武公。卿士相当于太师和执政大臣,其权力之大,甚至可以调动诸侯国的军队,当然前提是这些诸侯国效忠于周王室。
郑武公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开启了诸侯兼并的先河。先后吞并了郐国与东虢国,并且向东开疆拓土,郑国成为春秋早期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国家。
为了巩固在朝中的地位,郑武公在公元前758年主动与申侯联姻。他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姜(姜是其姓,因嫁给武公,故称“武姜”),可是这个政治婚姻却为郑国未来的动荡埋下伏笔。
武姜嫁给郑武公的第二年(公元前757年)生下第一个儿子,这次生产并不顺利。武姜在分娩过程中受到惊吓,出生的孩子被命名为“寤生”,意思就是“逆生”。一般婴儿在出生时是头先出来,但他却是脚先出来。饱受难产之苦的武姜对这个儿子一点也不喜欢,三年后她又产下第二个儿子叔段。
叔段受到母亲的宠爱,而寤生呢,则被冷落了。
没有母爱的滋润,对于一个孩童来说是不幸的。
但是不幸也可以使人变得更加坚强。
从童年时代开始,生活教会寤生的第一堂课就是人生是不平等的。公侯之家固然衣食无忧,显赫与荣耀更是常人之不敢想象,然而宫廷内斗争之残酷亦非寻常人家所有。根据时代的传统,作为郑武公的长子,寤生理所当然成为君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在叔段出生之后一场阴谋就开始了。
武姜极力想让次子叔段继承君位,她三番五次给郑武公吹枕边风,全力谋求更换君位继承人。由母亲所主导的阴谋,显然给寤生年轻的心灵予以重大挫伤。这使他又体会出人生的另一个特点,即人生下来后就投入一个战场,直到死后才能离开。任何人都可能是敌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在内。
少年老成的寤生小心谨慎,不让对手轻易抓住把柄。他很早就体会到宫廷的平静永远是假象,流血或不流血的斗争总是暗流涌动。他小心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从不轻易泄露自己内心的感情。城府极深,令人捉摸不透。他的谨慎使得自己取得了胜利,武姜的阴谋最后并没有得逞。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不足十七岁的寤生顺利成为郑国第三任君主,史称“郑庄公”,他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风云人物。
武姜没能阻止长子寤生继任国君,但是这个好恶分明的女人并没有停止挑拨阴谋。她又抛出第二套方案,即她向寤生狮子大开口,要求他将制地封给弟弟叔段。
制地就是虎牢关,这个险要的关塞是兵家要地,原本是东虢国的城邑。当年郑武公灭东虢,东虢国君虢叔在此死于非命。郑庄公深知制地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当即婉言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制地是一个险要之邑,当年虢叔便是死在那里,还是另换一个城邑吧。”
武姜毫不客气地要求郑庄公把京城赠送给弟弟叔段,这个要求确实无礼,京城是郑国最大的城邑之一。在周代的礼制中,臣子的领地不得超过国都面积的三分之一,可是这座城市的面积几乎与国都面积相同,这是完全违背礼制精神的。
可是郑庄公没有拒绝这个无礼的要求。
他心里十分明白,冷酷的政治斗争远未结束。太后武姜在朝中的势力仍然强大,她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公然与母亲作对,违背孝道之义,对自己十分不利。有自知之明的郑庄公清楚自己羽翼未丰,他仍然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等待。他做出必要的让步,将京城封给叔段,缓解权力斗争的矛盾。再者将京城封给叔段,调虎离山,弱化其在首都的势力,对于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未必是一件坏事。
叔段离开国都,到了京城,当时他还不到十四岁。
这位在母亲的宠爱与呵护下长大的公子哥,仗着在朝中有母亲的支持,也没有将自己的哥哥放在眼中。心高气傲,胆子越来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叔段的野心随之膨胀。他将京城扩建,面积甚至比郑国的国都还大。这既是他对哥哥心理承受底线的试探,也是对郑庄公权威的挑衅。
郑国的大臣们义愤填膺,祭仲警告郑庄公,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的话,形势可能会失控。但令所有人感到失望的是,郑庄公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这都是武姜的主意,我怎么能拒绝呢?”
祭仲试图说服郑庄公,武姜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如果任由她胡作非为,国家很快会陷入动乱之中。郑庄公仍然不为所动地回答:“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还是耐心地等待吧。”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封存起来。这种轻描淡写的回答并非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而是不想引起对手的警惕。这个战术用日后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在写下这些精妙的文字时,是否受到郑庄公的启示呢?
叔段认为郑庄公不过是个软柿子,他得寸进尺。不仅以“京城太叔”自居,独霸一方,不受郑庄公的制约,而且变本加厉,将郑国的西部与北部边区都划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公然成为郑国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这种情况引起了一部分臣僚的骚动,公子吕警告郑庄公,郑国已经出现两个政治中心。他甚至扬言,如果郑庄公想要让位,那么他将前去投靠叔段。郑庄公并没有生气,他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他将会自作自受的。”
以静制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种战略是有风险的,郑庄公在下一步险棋。但他成竹在胸,一切在其控制之中。叔段虽然野心勃勃,但这个在温室中长大的公子哥,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他骄奢跋扈,生活的乐趣只是酗酒狩猎,十足的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即便在他控制下的京城百姓也颇多怨言,这使他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更重要的是,在郑庄公统治的二十年里,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众多的诸侯国中,郑国以商业而著称,这也可能与郑庄公的扶持有关。继郑武公之后,郑庄公也担任周王朝的卿士。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也使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调动周王室的军队,从而大大增加了手上胜利的筹码。同时郑庄公大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防军,这支国防军吞并了东部的小国戴国,并且在战争中击败了东方大国鲁国。
对郑庄公而言,叔段在西北部的分庭抗礼根本无法动摇郑国的根基。他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一举清除内部的隐患,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从郑庄公的一生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虽然他不愿意向任何人表露心迹,但骨子里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心中仍有母子之情和兄弟之谊。只要叔段不铤而走险,公然叛乱,他也未必挑起兄弟间的战争。
叔段阴谋反叛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他将自己的势力范围由京城扩张到了廪延。
公子吕不得不再次向郑庄公进言,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叔段的地盘将会越来越大。郑庄公的回答是:“叔段不仁不义,得到越多的土地,只会使他越丧失民心,离崩溃的日子就越近。”
该来的终究会来的。
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叔段终于在京城公然反叛。
叔段为这次叛乱做了精心准备,他首先完善了京城的防御,修建了城墙工事;其次储备了充足的武器,并组建了一支战车部队。太后武姜作为内应,计划在叔段袭击国都时打开城门,这次反叛准备得很周密。叔段认为自己的战略部署就算不能攻克国都,最下策也可以在京城自保,裂地为侯。
可是郑庄公反击速度之快,完全超出叔段的预料。
当叔段反叛行动刚刚开始,郑庄公就掌握了其动向,甚至包括反叛的具体时间。这说明郑庄公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叔段的监视,早就做好迎战准备的郑庄公立即软禁了母后武姜。然后命令公子吕统率二百辆战车和五千人的军队,先下手为强,直扑京城。
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完全打乱了叔段的战前部署,一时措手不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叔段惊慌失措之时京城的百姓又起来造反。民众造反的时机是如此巧合,让人不由得怀疑所谓的造反,其实正是郑庄公安插在京城的间谍们煽动的杰作。外有政府军,内有造反派,叔段的反叛还没展开就被郑庄公神速地镇压下去了。
叔段一看大势已去,仓皇败退到鄢邑,郑庄公的军队很快尾随而至。失魂落魄的叔段只得远走他乡,到共国(卫国的附庸国)寻求政治避难,他的儿子公孙滑则逃往卫国。
这次精心策划的叛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平定了。
郑庄公不露声色地忍受叔段在京城分庭抗礼达二十二年,然后一战平定叛乱,彻底铲除其势力,足见其坚忍与深谋远虑的一面。在春秋战国初期,郑国以一个中等诸侯国,却能叱咤风云于中原,所凭借的正是郑庄公坚韧不拔的意志。
事实说明郑庄公并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逮捕母亲武姜之后,郑庄公诅咒并发誓道:“没到黄泉之下,就没有相见的机会。”黄泉之下就是墓穴,即此生永不再见。但是诅咒的冲动过后他后悔了,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颍考叔为郑庄公解开心里的死结,这个聪明的人设下一个局。在一次宴席上,颍考叔故意在吃饭时将肉夹放在一旁,郑庄公奇怪地问道:“你为何把肉夹放在一旁呢?”颍考叔回答说:“小人家中有老母,她没有尝过宫中肉的味道,小人想把肉留给老人家品尝。”郑庄公叹一口气说:“你比我幸运啊,你有母亲可以孝敬,我却没有呀。”
颍孝叔故作惊怪状说:“这是怎么个说法?”郑庄公就把自己诅咒母亲的话给颍考叔说了一遍,然后叹道:“我可真是后悔呀。”郑庄公本来是个城府极深的人,可这一回是触景生情,居然把心里话都掏出来跟颖考叔说了。春秋战国时代是开明君主时期,等级制度并不像后世专制时代那么森严。君主并没有那么神秘且高高在上,与臣僚,甚至与百姓之间关系都是比较近的。
颍考叔听后对郑庄公说:“这又有何难呢?既然说不到黄泉不相见,那么您可以挖一条地洞,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然后通过地洞,不就可以跟母亲相见了吗?这样您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啊。”
郑庄公听罢大喜,下令挖掘一条深达地下水的地洞,母子两人还果真在黄泉之下相见了。郑庄公难掩喜悦之心,爬进地洞的时候诗兴大发,吟道:“大隧之中,其乐融融。”武姜在这一刻,似乎也被感动了,她在爬出地洞后也吟道:“大隧之外,其乐泄泄。”母子两人终于和解。
对郑庄公来说,这是一份迟来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