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曰聃,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

据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 (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人。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 (掌管图书资料文献的小官)。司马迁还指出: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为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就是说,老子研究道德,是不求功名的隐士,以“无为” 自居,见到西周衰败,便出关隐居,到函谷关时,关隘的负责人尹喜让老子留下著书,老子便写下了《道德经》这部五千余言的著作。写完《道德经》之后,便出关隐居去了。

关于老子其人,《老子》即《道德经》其书,在我国古代的典籍《庄子》、《韩非子》、《论语》、《吕氏春秋》等著作当中,都有过不少的论述和记载,说明老子即李耳,即老聃,《道德经》确实是老子的著作。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老子的《道德经》是春秋末年时代的产物,它必然反映春秋末年的时代精神。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形成和建立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正是老百姓贫困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动荡的社会条件下,为了治理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不同的学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为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不安,是由于“礼崩乐坏”造成的,因此,主张“克己复礼”,亦即恢复西周以来的旧“礼制”,以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与孔子的儒家学派相对立,并同墨、法各家相区别。墨家的“兼爱”、“尚贤”,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他都不赞成。他针对春秋末年的混乱局面,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的思想是以“道”为核心展开的,他的“道”不是一般的概念,而是哲学的最高范畴。他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老子这里的“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具有规律的意思。但这种“道”确实是存在的。表面看来,“道”是“无”,却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像母亲生产哺育婴儿一样,生产哺育着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盅气以为和。”意思是说,“道”的作用虽是巨大的,然而,它却是“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说,“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它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在这里,他不仅坚持了无神论,而且提出了哲学本体论的思想,这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老子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他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指的是万物都存在矛盾,都是由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构成。因此,在老子的哲学思想当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还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他看来,辩证法的本质是由 “道” 所决定的。根据“道” 的原则,“有”、“无”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产生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的道理就在这里。老子通过用朴素辩证法去观察万事万物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的这个辩证法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辩证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老子建立以“道” 为核心,以辩证法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体系,其目的是为了阐明 “无为而治” 的政治路线。他说: “道常无力,而无不为。”侯王若认识和掌握大 “道”,人心就会无欲,万物就会自动来归,天下就会太平。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末年,他主张“无为”,其实是“无不为”。“无为而治”才是目的。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都是通过 “无为而治” 而实现的。老子认为,要实现天下太平,使国家长治久安,作为国君或圣人的统治者,一定要做到“无为”。他说: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这是说“道” 以无为本,圣人应坚持“无为”,做出榜样,不要私欲太重,不要居功自傲,这样的人,才是好的统治者。老子反对用所谓圣人贤人治理国家。他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老子认为,国家混乱,相互争斗,都是因为用了 “贤人”,他们的私欲太重,扰乱了民心。老子主张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太平的日子,他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意思是说,圣人治理天下,就要让老百姓的心灵空荡,肚子吃得饱饱的,不要有反抗之心,身子骨养得结结实实。他还提出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的主张,就是让老百姓吃好、穿好、住好,按自己的习俗过日子。或者说,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在“春秋无义战” 的情况下,他主张结束战争,发展生产力。老子说: “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认为兵器是不祥之物,是人们讨厌的,好的君主是不使用武力的。他主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认为应该将战马用于耕田种地。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和发展生产力呢?老子认为,关键在于国君和统治者。认为国君和统治者应真正做到“无为而治”。对国君盘剥老百姓的行为,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认为老百姓的饥饿和灾难,是苛捐杂税太多造成的。国君和统治者做到“尊道贵德”才能爱护老百姓。他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事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国君和统治者不谋私利,不去宰割老百姓。这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最好的道德。

老子认为,国君和统治者“尊道贵德” 的品格,落实到治国方略上,就是掌握 “三宝”。他说: “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又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提出,统治者对老百姓要“仁慈”,要提倡节俭,不要锋芒毕露出风头去发动战争,国家才能富强。统治者不作威作福,不折腾老百姓,国家才能太平。他的这些主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历史上曾长期发挥作用。特别是他不扰民、不折腾老百姓的思想,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但是,老子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是有许多缺陷的,有不少消极和保守的成分。他发现了事物的矛盾性,认识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关系,但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忽略了对立面斗争在转化中的作用,从而把转发看成是循环往复的重复。在政治上,他坚持“小农经济” 的保守思想,主张 “小国寡民”,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能也不可能实现。尽管他的思想虽包含有不科学的、保守、落后的成分,他毕竟是位伟大的哲人,对他不能求全责备,应该持“扬弃”的态度,做到批判继承,使其为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