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论学家蒋藩

蒋藩(公元1871～1944年)，字恢吾，号蓼庵居十，室名梧荫楼。祖籍河南睢县，后迁杞县。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举人。积学嗜古，酷爱藏书，博极典籍，于诗词颇有造诣，对金石很有研究，但尤长于修志。是豫省著名学者，有“南有张嘉谋，北有李时灿，中有蒋恢吾”之誉。曾任杞县志总纂、河南通志纂修。

蒋藩好文勤学，著述宏富，计有《河南金石目》、《梧荫楼题跋》、《求愧作斋笔记》、《河阴杂著》、《四书求心录》、《笃雅堂文集》、《梧荫楼诗文集》、《梧荫楼诗话》; 但有名的则是其所纂《河荫县志》、《河荫志稿》、《杞县志》，以及修志理论诸文《重修河南通志意见书》、《修志义例》、《河南通志初稿例言三则》、《河荫修志意见书》、《杞志商例》、《方志浅说》等。后者为蒋氏修志理论的杰作。

这篇命名为《方志浅说》的文章，计分方志之原始与其变迁，方志与国史之异同，通志与通史之异同，省志与一统、郡县志之异同，修志三要，修志三长，修志二纲，采访四术，编纂四则，成书三期，结论，共11节。细加分析、研究，其方志理论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国体既更，史例宜变。他推崇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但不曹随萧规，认为章氏处在乾隆时代，而今已是民国，为适应形势，方志理论也需要提高。他在《重修河南通志局编纂日程》里说： “国体既更，史例宜变，而志乘之体，亦随时为因革”。在《杞志商例》中说： “志乘之体，自章实斋阐明后，义例精严，超秩哲。然时地既殊， 详略互异， 矫同固非， 刻舟亦诮， 惟运用一心，斯变不失正。”还说： “志乘之首，圣制为尊” 的观点必须改变，可将其散见于各类之中。如 “训士子，则入学校; 蠲租税，则划归赈恤”，资料同样可保存。旧志舆图的绘制方法要改，要用新的科学的方法代之。再如星野，可改为天文，更为确切、科学。

第二，修志宜分阶段进行。民国年间，新旧社会交替，修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此，他主张： 首先，将旧志进行整理，该芟者芟，应补者补，条条都要考证清楚; 其次，将各府州县最后一次修志至清代灭亡，应查阅档册，按类目顺序增补，以保证资料的连续性; 再次，民国以降，则照新的情况进行编纂。

第三，体例宜严谨。他认为志书编纂之始，应先定体制。而且体制要精，然后方能编纂。他在《方志浅说》 中指出： “南针既正，由方位不迷，大将登坛，则指挥若定。不明体例，则不能著书。体例不精，亦难称名著。”在《覆胡巽青书》 中又明确指出： 如果“体例一差，则满盘俱错，不可不慎之于始。” 可谓是出自肺腑的经验之谈。

第四，考证宜精确，引文要详注。认为旧志的最大毛病，普遍是考证不精，引文不注明出处，修新志时，一定要予以纠正。他说： “凡旧志事实及一切疑问，均应罗列群籍次第，稽考以蕲精确。还说： “事实宜注原本也。世俗类书，互相抄袭，饾饤割裂，不详所自，见讥大雅，贻误来兹，何图志乘，亦蹈此弊?事出古史，莫知某代某篇; 文本前贤，未审为子、为集。甚至私造典礼，理想故实，作观若有渊源，细按实无根据。似此谬误，概宜摈弃。或沿旧志，或采群籍，或得自轶闻，或传诸故老，均宜详稽旧本，细注原书，一秉雅裁，俾成给史。”

第五，艺文志仅列书目，文征另附。旧志艺文一门，有采诗文，有列书目，杂乱无章，实乃一大弊端。他认为： “艺文一门，仿《汉书·艺文志》单列书名，标举姓氏;一切诗文杂著，概不收入。其有可存者，用章实斋文征例，另行辑录，以备参稽。”

第六，采访要正确，去取要精当。修志书，资料是第一重要的，尤其真实资料是第一重要的。他说采访资料必须“亲躬”、“凡事假手于人，其延误者什九，不延误者一。采访一事，尤不可以任人者逸为借口，故书必亲阅，卷必亲检，金石、碑版、图书、文字，必亲自拓录; 山川、城郭、村镇、古迹，必亲至其地。虽一名一物之微，一话一言之细，非亲见亲闻，不敢臆决”。更进一步指出： “采方既博，闻见必多，不加别择，则鱼目可以混珠，碔砆可以比玉。政绩非一代之循良，人物非一国之善士，文章非不朽之著作，空言虚美，断稿零篇，无当编摩，应归淘汰。”

另外，对于方志的语言，认为叙述要简洁精炼，按语宜加，但要谨慎。

以上是蒋藩方志学理论的精华所在。这是其一生从事方志编纂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又是在研究、吸收前人方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河南广有影响，甚至在全国也有一席之地。说他是民国时期河南方志学界的名家，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