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考场
北京朝阳区某中学由于无论在课堂里设置多少监考教师，舞弊仍旧像瘟疫般地流行，校方被迫把考场转到生物实验室、电化教室，但传统的作弊手段受到扼制后，新的交流渠道迅速建立起来，无奈之下，校方将考场设在了礼堂。然而，不难想象，两百多名考生聚一堂，少年们机灵多变的想象力将会得到怎样的施展。考试的目的完全转换了——校方与考生不再去思考得分多少，而是在舞弊与反舞弊中取胜对方。
为了争得第一，为了慈母能有宽慰的笑，为了躲避父亲的苛责，优等生们也加入了舞弊的行列。某重点中学优等生沈兰曾想“洁身自好”，可旁边的同学要问她呀!不回答，什么“沈兰小器、自私”之类的评价全来了。于是她索性有问必答。时间长了，总“输出”，不收入，看到别人作弊的成绩反而高出自己，觉得亏透了，也开始问别人了。
中学生聪明而活跃，他们作弊的手段也隐蔽、巧妙而丰富。铅笔盒里的小纸条，“空白”草稿本的中页，都尽可以抄满公式。对往卷子上填abcd的“标准化考试”，他们有“标准化作弊”：左手支颌——a，左手抚额——b，……还有的“声东击西”：一个举手提问，夹七缠八，监考老师被问得昏头胀脑之际，另一位则安然抄书。体育考试也作弊。大部分中学长跑只能在胡同里进行，北京胡同九弯八道，一拐弯脱离老师的视线，作弊者尽可以大施其才。
在一个和谐美满的教授之家，当教授为大学考场上一下抓出十来个作弊学生而痛心疾首时，独生女儿菁菁却坦然宣告，在大量作弊的中学生中，她也是其中之一。她说：“分数关系到三好，关系到名次，关系到高考推荐和保送。高考时推荐第一名，他若是作弊而得，你第二名岂非牺牲品?”
监考教师们真是不能“发现”大量作弊吗?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多数教师“得抬手且抬手”。某理科班从来就没正经上过地理课，结业考试时临时拉了个地理老师，锁起门在黑板上抄答案，还嘱附：“悠着点儿，别全得满分。”
片面追求升学率，官僚和科举式的学校管理制度，不但必然使教育走上空虚和极端形式化的道路，而且败坏人才，腐蚀人的灵魂，导致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价值观念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