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与英商的斗争

1945年10月4日，一位终年62岁的老人在重庆逝世。在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为之亲笔题写挽幛：“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这位受人尊敬的老者就是中国化学工业创始人范旭东。

范旭东1910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化学科，1914年在天津塘沽首创精盐制造厂，1917年在天津首创纯碱制造厂，1935年组建完成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他历尽艰辛，毕生为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奋斗了32年，他与英商卜内门公司的斗争，不过是他一生奋斗中的一个侧面。

卜内门公司即皇家化学工业公司，是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大企业之一，在英国议会中有很大的势力，能操纵政府，中国碱业市场向来为其垄断。他们听到中国要自办碱厂，当然不会甘心。

制碱主要原料是食盐，制碱一担，需用粗盐两担。盐价本贱，精盐每担不过两角，而政府抽的盐税，则为制盐成本的几十倍。如盐税不免，则碱的成本将超过售价，无法经营，所以他们上文政府，请求准许制碱工业用盐免税。

当时我国是处在半殖民地的时代，盐税又作为借款的抵押品，而根据善后借款打约所设立之盐务稽核所，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我国自办碱厂，将直接影响英商卜内门公司的碱业垄断。他们于是千方百计利用英人掌握稽核盐税的特权，阻挠我们免税的成功，还造谣说什么“海水不能制碱”。幸而范旭东有了破除引岸(旧时代盐商销盐有一定的区域，称为引岸)制造精盐的奋斗经验，最后总算达到目的，但反复磋商，为时很久，这个过程是相当迂回曲折的。

汇丰银行当时曾借我国财政竭蹶的机会，要挟财政总长陈锦涛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予英商，作为借款的条件。陈拒绝不允，催促范旭东速办碱厂。帝国主义用尽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工业建设，手段之卑鄙毒辣，一至于此。

临到工厂快要开工出碱的时候，盐务署竟被迫采用稽核所英人丁恩的主张，突然对我厂来一道命令，规定每用盐一担，要抽税二角，即在制造成本上每担纯碱凭空就要增加四、五角的负担。如果这样，我们就根本无法生存，何况我们用盐制碱是在政府先行批准工盐免税条件下，始着手开办的，乃据理力争，官司打到平政院，居然胜诉，卜内门暗施毒计，终不得逞。

卜内门起初极看不起我们，以为注定要失败;后来我们积极进行，渐有眉目，他们曾通过久大职员祁仍奚(能英语，后为协和贸易公司经理)频频向我方表示愿意“合作”，对祁说：“你如帮了忙，一定是值得的。”意指可给他贿赂。那时期技术上、经济上的困难重重，扶得东来西又倒，人心是容易动摇的，但范旭东能坚决干下去，不被英帝国主义所吓倒，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从1925年永利正式出碱的三四年中，卜内门多方进行破坏，不遗余力。当时我碱质量不佳，数量又少，在市场上还未打开销路，尤其是机器不时发生障碍，供应若断若续，极为用户所不满，且经济能力薄弱，成本又高。卜内门除了操纵市场，不时落价，以此来打击我们之外，又在暗中派其津行职员王某充间谍，偷窃我方生产和建设情报，供给他们。后被永利营业部长余啸秋侦知，与王某说妥，许以月给固定津贴，令其作反间谍。以后王给卜内门的“情报”，实际上皆由余躬亲口授，卜内门方蒙在鼓中，阴谋诡计终于遭到失败。

此后永利情形逐步好转，1928年曾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博览会上得到奖状，信誉蒸蒸日上。当时三井洋行在日本试销我碱一年，卜内门既在我国以落价手段来打击永利，我们即利用三井试销机会，先以少量碱令三井在日落价出售，扬言不久有大量碱到，并在畅销时期突然运去一大批，以扰乱卜内门碱在日本的市场。待三井试销届满，1928年6月起，又订立代销合同，为期三年，其后每届三年换约一次，直至抗战为止。永利和卜内门的表面斗争，从此停止，我碱在国内的市价因以维持，其间曲折很从，极尽纵横卑阖的能事。1937年5月，我方与卜内门订立协定，在中国(包括香港)分销纯碱、烧碱、洁碱，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定期三年。未两月，七七事变起，分销遂告停顿。

永利与卜内门十余年的斗争，是一件艰巨复杂的外交工作，幸而范旭东主持有方，操纵得法，终能使狡猾顽强之敌俯首就范，不敢欺我。人皆知范旭东是化学家、企业家、不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与卜内门打交道时，有一坚定不移的原则，即对于卜内门要求投资及技术协助一层，决不应允，不许他们在营业上合作，使他们无法渗入内部压倒我们，这也是他的远见。协助范与卜内门折冲者为余啸秋，他不仅每次会谈时作翻译，历年与卜内门通函概出其手;在交涉中的一切决定，范大半与余磋商。范曾说过：“余是我的得力的外交助手。”

从永利化工公司和范旭东与英商斗争的艰苦历程，可见民族工业要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事例告诫人们一条教训：只有国家的独立，才能有民族工业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