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的寻古倾向

八十年代的文坛群星灿烂，各呈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如潮水一般纷纷涌来。

1984年，《作家》发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1985年，《上海文学》发表郑万隆的《我的“根”》一文;同年，《文艺报》发表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在这前后，一大批寻“根”的作品也纷纷问世。王安忆探寻黄淮文化的《小鲍庄》、《大刘庄》，韩少功、古华探寻楚文化的《爸爸爸》、《贞女》，郑义、李锐表现晋文化的《远村》、《老井》、《厚土》，贾平凹表现商州文化的商州系列(如《天狗》)，……这些理论和作品，都标志着寻“根”文学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文坛。

寻“根”文学以独特的角度注视、探寻、反思中国的古老文化，开拓了艺术空间，给当今文坛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使中国的当代文学获得了质的再提高。寻“根”文学在创作上初步显示的成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股寻“根”的热潮中，却夹杂着某些寻古倾向。汪曾棋画着古老的村社图景，贾平凹、古华、李杭育等人，也在以不同的姿态，展现出一派古朴、粗犷的原始风情画。这一切，在作者笔下，甚至是在读者看来，都是美丽的、纯朴的，但又难免让人觉得失去了时代感，有如走进桃花源一样，留在脑际的只是一些缥渺的虚幻。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其中对丙崽白痴状态的客观描摹，对鸡头、鸡尾两寨野蛮仇杀的铺陈，对那种以死为殉的冷静展示，不仅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境相去甚远，而且也不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寻“根”文学的寻古倾向还表现在寻“根”者没能完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如阿城的《棋王》，对老庄消极避世的思想就采取了无条件接纳的态度。其主题是人要从困苦的动荡的环境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自我”的精神境界。“何以解忧，唯有象棋”。作品主人公追求的是一种自我的精神胜利。这样的作品成势与当代的生活意识是很难关照在一起的。

无可否认，寻“根”者对古文化消极的一面进行了批判。但有时这种批判又被醉心的赞赏所淹没，仅限于客观地展览，甚至带着某种欣赏的“把玩习气”。粗俗的叫骂，迷信地解释自然，单纯的人际关系，两性之间的无所顾忌，在作者笔下似乎都变成了美好的东西。我们若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虽有其伟大的一面，但又有点不可思议，难免发出“国人何其愚昧”的感叹。

对于民族文化，我们要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宏扬民族文化。可叹，寻古倾向就如同一点瑕斑斑削弱了寻“根”文学这块美玉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