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战割据下的“军阀经济”

在旧中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895—1927)，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不同派系的军阀进行混战和割据，使当时的经济出现了各霸一方、互相封锁、四分五裂、极端分散的局面，形成了特有的“军阀经济”。

军阀经济的主宰是官僚资本，是大军阀大官僚凭籍特权，夺取大量财富的工具。

在1895—1927年间，官僚资本比较分散，因此，很难说哪一个军阀是北洋军阀时期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比较有实力的，在北方，有以梁士诒为头子的交通系集团，以曹汝霖、陆宗舆为头子的新交通系集团，以及“北四行”集团。在南方，有“南五行”或“江浙财阀”集团，以及广州的“华南集团”、“四川财团”、“山西财团”等等。

这一时期官僚资本之所以比较分散，是与这一时期政治形势动荡不定有关。当时，皖系军阀掌握安微、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军阀同是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奉系军阀盘踞东北三省。阎锡山把山西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张勋割据徐州一带。以唐继尧为头子的滇系军阀占据云南、贵州两省。以陆荣廷为头子的桂系军阀，把两广作为自己的地盘。四川军阀还把全省分为几个“防区”，各自占据几县或十几县。这些大小军阀之间，相互混战，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作为全国统一政府象征的北京政府中的首脑人物，也象走马灯一样，不断更迭。在袁世凯之后，又有段祺瑞、黎元洪、张勋、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1917年张勋在北京演出的复辟丑剧，仅仅11天就被扑灭。在1912—1928年的16年间，北京政府先后更换了47届内阁，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6天。

官僚资本是直接依靠反动政权获得发展的。军阀混战，政府不断更迭，自然对官僚资本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北洋军阀通过种种手段积累起大量财富，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洋务派官僚所拥有的财富。如洋务派中后起的中心人物盛宣怀，其财产数目之大，在洋务派大官僚中首屈一指。他经营差不多30年，其积累财富达1611万元。可是，这个数目和北洋军阀相比，却相差甚远。如皖系军阀倪嗣冲，1920年5月曾准备将其2800万元的财产分予子侄妻妾。曹锟1924年因贿选总统倒台被囚，曾列财产表一张交给张作霖请其保护，据粗略计算，曹锟三兄弟的财产数额达6000万元(不包括土地在内)。

北洋军阀不仅积累财富数量多，而且积累时间短。如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盛宣怀，从1883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从事全国性经济活动30年，而北洋军阀17年所积累的财产，有的就超过了盛宣怀。如王占元任湖北省督军只6年，就积累起财产300万元;李厚基任福建督军9年，财产达1500万元。北洋军阀的财产都是靠搜刮、剥削和掠夺而来，其财产数量如此之大而积累速度又如此之快，充分说明广大人民所受剥削涂炭之重。关于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内搜刮得100多万，人已诧为奇事;由今日看来，象督军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余万的，方见今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

混战和割据下形成的“军阀经济”，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多少好作用。相反，它只能给我们提供以下的教训：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政局不稳定，国家不统一，政治不民主，这样的环境，是很难建设好繁荣富强的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