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不是恶谑
“讽刺”一词源自拉丁文“Satura”，本意为“盛满的”，后指“一种多质混合食物”。从词源意义上说，讽刺文学总是指那些粗陋而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从这一点出发，讽刺文学的创作必然含有多种多样的因素，憎恶是其中最重要的动机性因素。任何讽刺家都要带着一定的憎恶情绪进行创作，以达到揭露与批判之目的。但这种憎恶只能是内在而含蓄的，不能外化为文字上的恶谑。这是讽刺文学的基本要求。可从古往今来出现的大量讽刺作品看，有不少名为“讽刺”，实则流于“恶谑”。这形成一种文学的恶趣，大大降低了作品的价值。
讽刺之所以排斥恶谑的因素，并非仅仅出于道德上的要求，而是由讽刺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人们常说，讽刺是喜剧的母亲，因为二者都是居高临下的，都与轻蔑紧密相联。所以，尽管隐嘲、悖论、对照、夸张、反语等技巧经常出现于讽刺作品中，恶谑却总要被排除在外。讽刺作品中一旦出现恶谑的成分，就会从根本上丧失掉它所特有的文体风格，讽刺的力量也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讽刺是一种曲笔，它避免直白式的揭露，也不喜欢单刀直入地叙述或议论，而要在隐蔽、迂曲的行文中有所破立。恶谑却是粗鲁而直率的，完全背离了讽刺艺术的主张。
从历史上看，大凡优秀的讽刺作品，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等，尽管不乏强烈的嘲讽意味，也渗透着作者鲜明的个人倾向性，却无一例外地排斥恶谑。这正体现着作者居高临下的气度，也真正起到了警诫或惩罚的作用。相反，有些一度被冠以“讽刺文学”的作品，由于不脱鄙俗的人身攻击，其艺术生命力便不能长。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蒲伯，在其大量“讽刺诗”中借“讽刺”之名泄私愤、图报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影响了作品的流传。
美国的讽刺文学专家吉尔伯特·哈特在其《讽刺论》一书中，将讽刺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喜欢世上的大多数人，但憎恶其无知，并打算对这无知进行疗治;另一类是虽然爱个人却痛恨人类，其讽刺的目的不是去疗治，而是去惩罚、去歼灭。但很显然，无论是哪一类讽刺作家，从本质上说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希望通过对恶德败行的揭露来达到惩毖与劝善的目的。这种惩毖与劝善无疑是怀着善意的，因此也必有与恶谑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