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谱的缺憾

乐谱是传播音乐的重要媒介，在音乐的表演和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交通和音响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的乐谱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据专家统计，就有律吕字谱、宫商字谱、古琴手法谱、筝谱、唐燕乐半字谱、笙谱、尺八谱、工尺谱、步虚谱等三十余种之多。它们为我们探清古代音乐的全貌铺平了道路。但同时，存在于古谱中的疑难和缺憾，又让现代音乐学者们煞费苦心甚至抱憾终生。

我国目前所见早早的曲谱是唐人手抄本《碣石调·幽兰》，为六朝时人丘明的传谱。这是一首用文字记谱法，也就是用文字记述弹琴的指法和弦位的一种记谱法保存下来的古代琴曲。应该说，这种记谱法还相当繁琐和不精确，它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曲调的高低和节奏的强弱。

大约在中唐时期，由曹柔首创了古琴减字谱。这种减字谱是从文字谱里脱胎而来的。它减化了符号并明确规定了右手四指的八种基本指法。唐末，这种减字谱进一步得到减化，已与今天流行的减字谱大体一致。唐代减字谱较之文字谱已经简便得多，并使得大量古代琴曲传于后世。只是，它仍没能克服文字谱不能记明节奏的遗憾。

留存至今的《敦煌琵琶谱》，是用唐代的燕乐半字谱抄写而成的。因曲谱最早发现于敦煌藏经洞而得名。共抄有二十五首曲子，由二十个谱字书写。但由于燕乐半字谱的读谱法久已失传，专家们不得不在解译该谱时颇费脑筋。日本学者林谦三从1937年起研究译解唐代琵琶谱，但他未能解决谱中的节拍、节奏问题;1954年，我国学者任二北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该谱的某些节拍问题提出推断，但未对曲谱加以解读;1982年，我国音乐学家叶栋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发表了《敦煌的唐人曲谱》的二十五首译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此外，还有不少中国音乐学家深入到译解唐代曲谱的研究中去，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曲谱中的节奏因素，仍有不同意见。

明、清时期，除古琴仍沿用减字谱、雅乐沿用律吕字谱外，一般均用工尺谱记谱。这种谱是以音高符号为“工、尺”等字而得名的一种记谱形式。这种乐谱自晚唐、五代产生时起，随着音乐的发展与不同地区、不同乐种的具体运用，在音高、节奏、调名等符号的记写方法上有所改变。到明代中叶以后，在南北流行的昆腔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应用最普遍、也最常用的谱式。但是，工尺谱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节奏系统，它的音符长短只能用板眼记号标记在谱字的右侧，而板眼只能标明一首乐曲的大致节奏，至于较为复杂细致的节奏变化则难以准确标记，同时，这种乐谱也不能准确提供升降半音的信息。

从以上的一些情况看来，中国传统古谱的某些方面，尤其是节奏因素方面，终始存在着某些不完备之处，给后人精确而全面地了解古代音乐的全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当然，这些不足往往也成为中国音乐特点的一部分。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琴家长期容忍琴谱的不完备，并不是聪明不够，想不出完善严密的记谱法，而是有意留一些“空白”待演奏时再做即兴发挥。但谁又能肯定地说，严密的记谱就一定会使音乐的高深意境和微妙变化受到损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