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呵路，飘满红罂粟

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朦胧诗在屡遭挫折中经历了崛起、兴盛和退隐，走过了一段风雨兼程的道路。其中的遗憾与教训，至今引人深思。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情状的情感记录”，出现于七十年代后期的朦胧诗，真实地反映了“文革”后人们的失落与感伤、思索与探寻，成为一代人心路历程的投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正是他们的自白。朦胧诗人，被称作“崛起的一群”，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然而这崛起却是那样曲折而艰难。传统诗歌观念的排斥与指责、种种非艺术因素的干扰和非难，使初生的朦胧诗几乎濒于窒息，开始甚至只能作为“地下刊物”流通。

以反叛传统的姿态出现的朦胧诗，注重“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对于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溶解和包容”，注意表现人的内在情感，突破了建国后日益成为政治附庸的新诗传统。他们发出“我”的声音：“我寻找着你”、“我要到对岸去”、“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唱自己的歌”，他们诉说“我们的心事”，从对社会深深的忧虑到个人的爱恨悲欢，都是他们吟咏的主题。而在艺术手法上，多用象征、暗示等手段，用大幅度跳跃的意象代替了形象，使诗意表现出一种模糊性和多义性，摈弃了传统诗歌的一览无余和明白如话。如北岛的《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冰上的月光/已从河床上溢出”“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跳跃的思维，象征着寓意，使整首诗呈现出一种朦胧的氛围。

传统的诗观念，习惯于诗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习惯于诗歌的直接表达方式，于是，朦胧诗被许多人指责为“对社会不负责任”、“脱离时代”，被认为是“晦涩的”、“看不懂的”作品，由此在诗坛掀起了一场长达五年之久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朦胧诗为了争得“合法地位”，为了它的发展，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阻力。

而当朦胧诗终于走出逆境，赢得了广大读者而且为社会公认时，它自身却又表现出不可回避的不足。如有些作品生拼硬凑、大量使用不合常规的语言、滥用意象等，尤其是后期诗作者队伍的日益庞大也带来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少数不负责任的作者的游戏文字之作，极大地影响了朦胧诗的声誉，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回顾朦胧诗的发展轨迹，不由让人想起北岛的诗句：“路呵路，飘满红罂粟。”罂粟，这象征美丽和痛苦的花，落满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