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小说的败笔
从光绪庚子(1900)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内，文坛上最活跃的要数谴责小说了。这些小说家们企望通过讽刺社会弊失来匡扶乱世中的国家。然而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心平气和的以非恶意的笑声来抨击时政风俗，而代之以愤怒的指责，刻薄的嘲弄，造成艺术手法上的粗陋.使作品成为讽刺小说中的末流，为示区别，鲁迅先生把它们从讽刺小说中分出，另称之为“谴责小说”。
讽刺小说贵在立意鲜明而文字上不落半点褒贬，如果言辞过甚了，就会失去艺术上的价值。后来出现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祷机萃编》、《文明小史》等等，弊病正在这里，它们都不能如讽刺小说的典范《儒林外史》一样“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没有把悲哀的情怀发生为滑稽的语言，而更多的是词意浅露的斥责和嘲骂。
谴责小说描写起情节来习惯于十分说到十二分，以致夸张到不合情理的地步，时人批评“病在于尽”。这种喜欢夸大形容而忽视直书其事的风气在当时很盛行。象《孽海花》中写达官名士的模样，虽然十分淋漓，但夸张过度，有失自然之态。各书中愤激不加掩饰的语言随处可见，对可厌的人物憎恶之极了便脱口而出：“简直是无耻小人”。作者还喜欢直接站出来发表见解，更有借小说中的“演说家”，“旅行者”进行长篇大论的，主观倾向鲜明得过分，造成了词语虽多，内涵很少的状况。其中的人物塑造类型化、漫画化倾向也很严重，恶者尽恶，善者尽善，两极分化，失去了人应有的真实完整的性格，没有了合理的心理冲突和感情变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苟才，只不过是个无耻官僚的代表符号，而不是个活生生的人。
李宝嘉与吴沃尧是晚清两个最著名的谴责小说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是此类小说中的上乘作品，在清末十分流行。但他们愤慨地描写起社会黑暗面来也多是夸大其辞，直截了当，失去了讽刺小说的曲婉，而近乎于谩骂。
讽刺小说自晋唐就有了，此类小说之所以降格为谴责小说，除了艺术手法的直陋，现实环境的影响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残酷的政治环境造成了特殊的审美心态，我们也不能过分苛求作家本身。但谴责小说没有什么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毕竟是事实，其下者甚至相当于谤书或堕落成为了“黑幕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