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情——叙事的不足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发展最为充分的文体。但在整个诗歌史上，叙事诗的发展却不景气，这是与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分不开的。
我们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可看到，抒情诗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比较成熟老练，有许多杰出之作;而叙事诗则只占了一小部分，除了极少数的优秀篇章外，几乎都显得很稚嫩，很拙朴，缺乏生动的形象和完整的情节。《大雅》中有《生民》、《公刘》等记述周始祖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历史，但却不能与和《诗经》同时代产生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规模宏大的史诗相比较。所以说，中国叙事诗先天不足。
诗歌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占代的诗歌理论从《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开始，就强调诗歌要抒发诗人的主观情志，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另一方面，中国的诗歌理论又反对斤斤于目前所见，直陈事情头尾的诗歌。这样，中国的诗歌就向着写意而非写实，向着表现而非再现的方面发展。游历山川、探揽名胜等可以处理成叙事性作品的题材，也往往被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段加以虚化，不是客观陈述，而是借景叙情，渲泄内心郁积的情感，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样，先天不足的叙事诗，活动的天地更加狭小了。以后的历代文学，也出现过叙事诗的杰作，象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被人誉为“诗史”的“三吏”、“三别”等，丰富了中国诗歌发展的艺术宝库，放射出熠熠的光辉。但就总体而言，叙事诗仍然无法与蔚然大观的抒情诗相比，它仍然是不足的。
诗言志抒情，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的“模仿说”更为深刻地抓住了诗歌的根本特征，它作为中国诗歌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同时又影响和制约中国诗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因此，叙事诗的不足也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