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误国

‘清谈’源于空谈，其实质也是空谈。此处所谓的空谈，不仅是指只谈不做，而且所谈是不能照着做、无法照着做、甚至谈者本意就不在做。平民尚空谈，妨害自己;掌权执政者尚空谈，祸国殃民。

历史上空谈误国者不乏其人。战国时赵国赵括是个只擅“纸上谈兵”的大空谈家。平时论战谈兵，说得天花乱坠，连他父亲名将赵奢也说不过他。可他一旦掌兵与秦会战长谷，三十万大军全部被歼。王莽治国，诏必引经典，言必引尧舜，而见之施行，无一不悖谬荒唐，结果搞得天怒人怨，身死国亡。

空谈恶习至魏晋而臻于顶峰，发展为一种病态的社会风尚。这就是所谓“清谈”。酷好清谈者多属士族中人。他们高踞统治上层，腐朽怯懦，在那极端动荡、危险的时代，如幕燕釜鱼，朝不保夕，精神上极端空虚与苦闷。唯借“清谈”以作消遣，求得心灵上的暂时解脱。

“清谈”较之一般空谈，更为“典雅”、“精致”。谈者往往宽袍大袖，饮酒服药，敷白粉、蓄指甲，手挥尘尾，口吐玄机;然而一不评议时务，二臧不否人物;谈无说有，探幽寻微。谈者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听者如水中窥月，雾里看花。一有“高论”，四座绝倒，身价百倍，尊为“谈宗”，其实不过是概念游戏，口舌儇利而已。不仅无补于经国济世，即在学理上亦无真正发明。当政者热衷此道，其危害可知。所以桓温北伐，眺瞩中原，不禁慨然说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这位王夷甫就是西晋未位居宰辅，身兼将相的王衍。他才名倾世，最善玄言，巧舌如簧，世号“口中雌黄”，是“清谈”的始作俑者。他于治国统兵却一无所长。他身为元帅，兵败为石勒所俘，却劝石勒称帝，乞命苟活，终于被杀，西晋不久亦亡。桓温的指责，道出了“清谈”的危害。

六朝‘清谈’之风虽隋谈大致煞住，但士人空谈流毒遗患无穷。宋、元、明、清每当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方殷，一大批不谙世务、徒讲义理的士大夫，却在高谈阔论，哓呶不休。

古代士大夫热衷于空谈并非无因，其一是昏聩暗弱，经国无心，济世乏术，如王衍、谢安之流，借“清谈”以自欺欺人。其二是因处境险恶，为全身免祸，借“清谈”装糊涂，充“好好先生”。如三国时司马徽、西晋阮籍。司马徽惧东吴孙权，人问他任何事，他都答一“佳”字，他妻子批评他这样不对，他说你的话亦“佳”。阮籍惧西晋司马昭、“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以上俱见《世说新语》)司马昭才抓不住他辫子，说他是“至慎”的人。这也可说有不得已的苦衷。

自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今日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目标已定，航线已明，所缺者唯在实干，酷爱空谈者应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