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论权威的曲折道路

周扬由“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到“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代言人”，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一部中国当代文艺的思潮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权威理论家与文艺政策的制订者，他巧妙地将理论与政策融合起来。“周扬不仅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而且还能将这种理论凝聚为文艺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文艺制作。”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重要的地位和身分，使周扬的文艺理论观念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间几乎没有多少探索和发展。作为文艺界的行政首席长官，他的一切理论都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独立思考在会下可以，在会上、文章中可绝对不行。他已变得身不由己。即使他曾想着以自己的理论来扭转当时的文艺政策，但由于领袖的意志和政治形势的需要，这种可能已愈来愈小。因而，他在建国后所作的许多重要报告都是政治形势的传声筒，宣扬了一种左倾文艺思潮，在领导文艺斗争时伤害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评论家。而且这些充满“火药味”与“战斗”型的文章，最多只有史料性意义，却没有多少理论上的建树。

尽管周扬凭着自己多年的理论修养和批评良知，尽量公正中肯地去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过他身不由己时参与制定的左的文艺政策，如把“双百”方针解释为“有效地调动科学界和艺术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政策”，将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为政治服务”修正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等等。然而，由于他的文艺理论权威的身分，由于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他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为当时的错误的文艺方针提供理论基础。如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周扬于1958年2月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阐述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虽然他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但正如《当代文学史初稿》里所说：“由于对当时文艺界的基本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对问题所作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这篇文章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存在的问题正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存在问题的反映。”又如他所提出的五大战役的观点，一直影响80年代出版的各类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虽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周扬全盘肯定这“五大战役”，把这些伤害了大批文艺界精英的文艺运动用总结的形式肯定下来，其副作用是很大的。

但极其可贵的是，周扬经过“文革”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文革”极左的全面统治并非“一日之寒”，也是十七年左的文艺思潮的必然恶性发展。因而，他下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纠正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在新时期特别注意“反左”并较早揭起思想解放的旗帜，积极地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总结教训，认真躬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

而人们，应该能够从周扬的曲折道路中吸取到的教训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