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轻武的教育传统

中国的传统教育从来重文轻武，军事教育一向被冷落，使得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受到严重的片面桎梏。在科举考试制度中，武科考试一直不受重视，时断时续。武状元，武进士在人们眼中的地位，要比文状元，文进士低得多。自唐以来，武科考试几乎没有选拔出几个真正的将帅之才，科举考试只朝着重文的方向片面发展。

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科举考试。由地方推荐，中央考试任用。考试的内容主要有马射、步射、平射、简射等箭术，马上的枪术、举重、负重等体力考试，另外，还非常注重身材。没有军事知识和文化常识的考试。这样，做选拔出来的人，至多只不过是个优秀的士兵。这就难怪，唐代的著名将领，没有一个是通过武科考试产生的。相反，军队的将领，普遍文化素质低下，又成为边将拥兵自重，藩镇制割据的文化土壤。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在陈桥兵变中众将领“黄袍加身”，拥立为皇帝，为了控制和削弱军队，消除藩镇拥兵自重的隐患，他以“杯酒释兵权”，使将、兵相离，并使军事将领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对于军事教育从不关心。太平兴国元年一次武试，有近五百名应试者，“业无可采，上马则陨”，只好全部取消。这种轻武的政策，使得北宋国家长期处于边患之中，积弱积贫，最后把北宋国家拖垮，二帝北虏。南宋偏安，因有战争威胁，武科考试开始系统正规，与文科考试一样，且有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的考试。但是，武科每次录取的人数，往往只有数十人，不及当时文科试的十分之一。而且，武科考试的目的，主要是给那些“久不知兵”的将家之后一个做官的机会，授予的官职主要是秉义郎、从义郎之类的宫廷护卫、仪仗等，完全是摆样子用的，对国防事业不起任何作用。这就难怪，南宋的武科考试虽然制度化了，边防却日益恶化，一经战争，就溃不成军。

元代科举，只有文科，没有武科。由于民族偏见，当时不准汉人习武，元代的士兵，都由蒙古人，色目人的各地驻军世代培养，也不采用武科选拔。

明代朱元璋，“以三尺剑定天下”，自以为军事是不学自通，他手下那批大将也都未进过武学，学过军事，因此，对武举抱有偏见、很不重视。当时应武举的主要也是一些武臣子弟。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实行武举，但会试的考官却是由文科出身的二位翰林主持。万历时对武科作了正规、系统化的规定，考试内容除军事技术外，还有很大比重的军事和文化知识，但却没有付诸实施。直到崇祯时，才开始有武科殿试，但由于官场的黑暗，却使首次殿试遭到破坏，众多实试者中，只有两人能达到基本的体力要求，其中一名还被作弊的考官摒弃。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遍地烽火，崇祯立“奇谋异勇”的特科选拔武士，但诏发之后，竟没有人应试。

清代的武试体制比较完备，与文试一样分为四级。授予的官职主要是参将、游击、都司等武职。但雍正时又分别改为援一等侍卫和二等侍卫。这样，武科考试又由选拔武职官员变为皇帝卫队的装饰了。武科试的内容分学内、外场，即文、武两个方面。外场考试军事技击，如马射、步射及开弓、舞刀、举重等。早期重在技勇，后来却渐趋于形式化，成为花架子了。场内文化考试水平也极低，能默写一百多字的一段《武经》即可录取。由于武科不重视文化素质，所以到光绪后期创办新式的武备学堂，招生考试中仍闹出笑话。招生考试的试题是《管仲论》，有个考生只能背孔孟之书，而无法回答题目，就把孔子的话背上去，写道：“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贬，大圣人尚无定评，余小子何敢论?”这样一篇作文，竟也被录取。

清代虽有较完备的武试制度，在内容空疏无用，更远远脱离枪炮火药等先进装备的现实。以弓箭、大刀对付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只能是一次次惨败。直到一八九八年，有人奏请武科考试改习枪炮，仍然被否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被撤了职，竟有人异想天开地用黑狗血之类的避邪物阻挡帝国主义的炮弹，结果自身被炸得粉身碎骨。定海之战前夕，一位新赴任的统帅，不去研究如何克敌，而是先到杭州灵隐寺抽签，选黄道吉日开战，用属虎的将领在寅日、寅时出兵，自然又是惨败。直到义和团之时，仍然是念着咒语，举着古老的大刀赤膊上阵，去和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肉搏。这次惨败，才促使统治者永远废弃了陈旧的武科考试。

中国的历史，自周武王时起，就开始了一个新王朝一旦建立，便要偃武修文的传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被认为是太平盛业的标志。“兵”总被认为是不祥之物。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武科虽设，却大半如同儿戏，历代的武科，几乎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将领和统帅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