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的困境
五四时期是具有“拿来主义”精神的，散文诗便是拿来的一种。1915年，《中华小说界》首次刊载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的文言译文。1918年，以诗人沈尹默的散文诗《月夜》、《人力车夫》为始端，散文诗在我国文坛出现，并迅速风靡。由于它兼具有诗的表现抒情性和散文的随意描写性，成为当时渲泻感情、抒写理想的常用的文学样式。刘半农、徐玉诺、郭沫若和冰心等作家都曾采用这种新文体，运用白描、象征、比喻等手法或直或曲地传达时代强音和人生感怀，充分体现了散文诗的主观性、内向性、表现性和抒情性的特点。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想象丰富、意境深邃，为我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他作家如巴金、许地山、王统照等也创作了一些优秀的散文诗。然而此后许多散文诗因为过多的政治色彩和简单化地理解时代，使这种内向性强，以抒写某种情绪和心灵活动为主的文学式样逐渐丧失其本身的特性。这对一种有独特魅力的文体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束缚和变形。
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内，散文诗作者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从政治、革命的需要出发，忽视散文诗的内向性特点而进行创作：抗战初期宣传、鼓动式的散文诗;解放前夕诅咒式的散文诗;大跃进时期口号和豪言壮语式的散文诗;文革祷告式的散文诗……。这些主题单一的、写实的散文诗完全否定个性，成为集体化的渲泄或赞美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散文诗的特点，也就在实质上失去了散文诗。
文革十年后，散文诗在一片文化废墟上痛苦地站立起来，由对现实单一的赞美转向时代和社会的反思;由“省略生活”转回到对现实生活的严肃把握，抒写感受和主观情绪，追求心灵的独白，折射出一代人在追求中的沉思与醒悟。但是，由于审美倾向和心理定势等因素，使相当多的散文诗流于追思和哭诉。有些作者则沉醉于静谧安闲的乡村田园世界，简单地讴歌新生活。而更深沉、内在地体现时代、反映生活，以及多样而细致地抒写主观情感的优秀作品仍是为数不多的。
散文诗在我国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坎坎坷坷的七十余年，承受了多次的误解和变形，至今仍在困境中寻求身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