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传秘宝”

道光十七年(1837年)，书生出身的幕僚王瑬，写了一本叫《钱币刍言》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竭力奈大纸币的作用，把它说成是解决所有社会矛盾的“独传的秘宝”。

当时，清王朝日趋腐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鸦片，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促成了货币危机，即所谓“银荒”。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收支都以银为标准，银荒造成银贵钱贱现象，使得清政府田赋收入减少，各省钱粮积欠空前增加，加重了封建政府的财政危机，封建社会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面对这一事实，王瑬把解决社会矛盾，挽救政府财政危机的希望都寄托在纸币上面。《钱币刍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整套发行纸钞、铸大钱的货币改革方案，其内容是：发行面额一贯至千贯的大钞，兼铸当百、当十大钱，与当一钱并行，大数用钞，小数用钱。除此，并提出禁铜及禁银为币的政策。宣扬纸币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可以随心所欲的创造。他说：“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他吹嘘发行钞票可使官加俸，吏加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垦田有资，积储有本，养士、赈民，不一而足。除此之外，举凡利权旁失，洋钱耗蚀，鸦片贻祸，货物呆滞，以至邪教，逆谋，边疆起畔，仕途抑挤等弊端均可一去无遗。这样纸币简直成为解决财政问题、经济问题以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应灵方了。

王瑬还首先提出一个“必君足而后民足”，“君足尤先”的谬论。这是一个与历来“百姓足，君熟与不足”说法不同的，但却是十分露骨的反动观点。如何足君?他认为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欲操钱币之权，必须发行钞票把银收回来，使银钱不能充当货币，以此作为鼓吹发行钞票的立论根据，这显然是图谋搜刮老百姓。他还抹杀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区别，认为作为货币的白银和纸币都是有形的物体，也都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东西，两者是相同。这是王瑬对货币名目主义的发挥，是否定“钞虚银实”的正确说法，有意把金属货币和纸币完全等同，纯属诡辩与歪曲。王瑬还宣扬货币国定论，认为纸币能够凭借封建国家的“权势以行之”，发行数量不受限制，甚至可以达到“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的程度;超过流通需要的纸币也会进入贮藏。他说：“富家因银为币而藏银，今银不为币，富家不藏银则藏钞矣!”他的这种说法，在货币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早被否定。

王鎏幻想“指瓦砾为黄金之术”，他一再说使用纸币，纸就会转化为百千万亿的金钱。只有发行纸币，全国百姓的财富就被国家所占有;禁止白银充当货币，是最佳权宜妙术，可以恐吓富翁，迫使他们以白银换成纸钞，天下的银两也就流入府库了，王鎏的这一套邪说，受到当时的进步思想家魏源、许楣等的批判，而当时的统治阶级顽固派却把这本书真的当做“独传的秘宝”予以珍藏。这件事告诫人们：统治阶级为了搜括百姓，摆脱困境，总是利令智昏，往往把邪说视为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