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与“坏”的对立

在中国的京剧里，奸臣画白脸，忠臣画红脸，小丑画小花脸，观众一眼便能清楚地看出谁忠谁奸、谁好谁坏。在儒家奉为经典的《论语》中，我们可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如何，“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是如此的分明。而且我们还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法：某某是好人还是坏人?从这里，我们不难推断出，在许多人的思维习惯里，“好”与“坏”已经成为一种评判人的价值的绝对标准，似乎仅以这两个极简单的字便能概括出这世间的各色各样的人，而不需要任何其它的过渡性桥梁。

这种绝对化的评判标准一旦深入人心，便使得文学作品也打上了同样的烙印。那就是在描写好人时，就把他夸大到至善至美，一点邪恶的影子都找不到。如包公不畏豪强、廉洁正直、为民伸冤，是人民心目中理想的清官形象。岳飞、杨家将则为国效力、坚贞勇敢，在他们的崇高的美德中找不到一点私心杂念。而在桀、纣的身上看到的只有专横与残暴，在潘仁美与秦桧身上只有嫉贤妒能与陷害忠良的邪恶。作者在塑造他们时，剥去了一切美好的外衣，而只剩下一个丑恶的让人憎恶的灵魂。即便是《三国演义》，描写的只是一场诸侯争霸的并无优劣之分的战争，作者也要表现出拥刘反曹的倾向来。刘备集团的人都是英雄，诸葛亮是忠贞智慧的典型，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赵云是英勇善战的代表，而把曹操却描写成一个“宁肯天下人负我，不让我负天下人”的奸雄，与刘备相比来看，曹操处处奸诈近乎魔，而刘备却处处长厚得近乎伪。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把它的人物描写概括成“正墨”与“反墨”两大类，这“反墨”就是“背面辅垫法”，即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性格外部的强烈对照。这种反墨手法运用得过于强烈、过度夸张，就会造成“溢恶”与“溢美”的现象，溢美到了极点，人就变成神，溢恶到极点，人就变成魔。我国的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中这种绝对化表现得也很突出，侠客的性格大约集人间的美德，而其斗争对象却是人间一切邪恶的化身。

只有到了《红楼梦》，才摆脱了这种大忠大贤、大奸大邪的俗套，写出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政等这些具有丰富个性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然而中国文学史上如这样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作品都被这种“好”与“坏”的对立的模式所限制，使得人物性格扁平化、脸谱化，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感，从而降低了其文学价值。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其性格是多角度与多侧面的，要想创作出真正好的作品来，就必须立足于生活的本来面目，打破绝对化的“好”与“坏”的对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