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治中国修辞学者， 寥若晨星;尤其在海外， 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者更少。可是，我读到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一书的初稿大纲， 却不禁跃然而起，认为空谷足音。

修辞学之所以成为一种学科，就因为它能起一种帮助人们修饰言辞文辞的作用。从语言的方面看是言辞，从文字的方面看是文辞。在语文一致的国度里， 可以不必作此区分;但在语文分歧的国度里， 就必须作此区分。比如中国的文学就可有语言型的与文字型的之分。这两类有统一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就其同的一面讲，语言与文字本是不可分割的，所有文学作品也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至少要有比较共同的普通话， 以此为基础， 才能用来通情达意。假使语言的规律与文辞的规律完全不一致， 那又怎能用来作交换思想的工具呢?

但是， 中国的文学可有文字型的与语言型的之分，却又是明显的事实。文至骈体，诗至律诗， 可说已变到极端， 与口头语距离得太远了。然而在单音节的语言与讲究音节的文学里， 却不妨有这种极端整齐和骈偶的体制。这种文体是其它各国所没有的。这也就可见这种文字型的文学还是有它语言的基础。

何以说文字型的文学会有语言的基础呢?我们试看小说之类，描写各种类型的各种人物之口吻，可说是语言型的文学了，然而《红楼梦》描写刘老老的口吻： “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 风里雨里， 那里有个坐著的空儿!”、(三十九回)其中用四言词语的地方相当整齐;但这些四言词语， 一方面有一定的顺序性， 一方面又有一定的音乐性，恰恰符合刘老老的口吻。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汉语的本质， 即如骈文律诗这样的特例，也不是完全违反语言的， 不过走向极端， 才显出文字型的特征而已。

一方面成为文字型的文学之特征， 一方面恰恰又说明这种特征，还是符合民歌俚谣的本质，所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 又成为博得满堂哄笑的绝妙韵语。这就说明语言与文字、言辞与文辞尽管有相当大的距离， 但是一脉相承， 还是有其不可分割的一面。

这些意思我在子瑜教授的著作中见之。子瑜教授深知汉语修辞学的特征， 在论清代的修辞学中， 一方面引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 “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说明古文与语言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又引袁枚的话，谓“古圣人以文明道， 而不讳修饰;骈体者，修辞之尤工者也”，认识到骈文与修辞的关系。这不能说郑氏有些重视文辞， 忽视言辞， 却恰恰说明他看到言辞和文辞的区别。他在论宋金元的修辞学中， 引文天祥语，谓“辞之义有二：发于言则为言辞， 发于文则为文辞”。这些话每为一般研究修辞者所忽略，而子瑜教授特拈出之。这就值得注意。当然，文氏之意是兼指人之修业而言，但也不妨引申之看作是一般的言辞文辞之别。依照这样的看法，那么，子瑜教授之意也就显然要强调言辞文辞的差异， 而与我们所谓语言型与文字型之分，就颇为接近了。

最后，我觉得子瑜教授之作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点是他的研究方法能另辟蹊径， 不循一般修辞学的旧辙。一般人好像除辞格外就无所谓修辞学，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从辞格来讲修辞， 当然可以说抓住了修辞的核心， 但这只是解决了部分问题， 还不能包括中国修辞学的全部。此书对于辞格， 虽也很注意，但更着重在讲中国修辞学的历史， 那么， 目光所在，就不限于辞格方面了。这是一点。

第二， 早稻田大学对现代中国修辞学影响很大， 子瑜教授能在那儿讲学，讲中国修辞学，这真可说是在鲁班门下弄大斧。假使没有一套真实本领， 又怎会博得他们的信任，这是硬碰硬的铁一般的事实。然而他竟能博得他们的信任而一再受邀聘， 并取得盛誉，这就不是容易的事。我想这正因他所讲的是中国修辞学的历史， 另辟途径，可以相辅为用，所以更受欢迎。这是另一点。

但由于子瑜教授是至今为止第一个研究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这书是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 无可借镜， 而子瑜教授又久居海外，找资料比较困难，所以他在自序中谦称这书或有未尽完善的地方， 只能算是一本稿子。这是我们应当加以体会的又一点。

承子瑜先生不弃， 千里惠书， 嘱写前言， 因就所知， 聊贡芜辞，尚望子瑜先生有以教之。

1979年9月郭绍虞序于上海。

(《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赏析 《中国修辞学史稿》的著者郭子瑜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甚丰的学者。在中国语言学领域中，其主要成就在于中国修辞学。1964——1965年他应在修辞学研究上颇有权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之邀，给文学院的讲师教授们讲授中国修辞学，取得了盛誉，被早大东洋文研究会会长大矢根文次郎教授誉为“修辞学方面的权威学者”。根据当时的讲义编成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1965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是早大创办近百年为校内教授出版的以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1978年郑子瑜先生受东京大东文化大学聘请再次去日本讲授中国修辞学研究，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从头改写，1984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修辞学史稿》。该书既有修辞学史理论的总结，又有修辞手法、语体风格的概括，既论述了诗文修辞， 又涉及了口语修辞，在勾勒中国修辞学史发展大势的同时，又突出每一发展阶段的特点。

郭绍虞先生以一个著名文学家兼语言学家的敏锐眼光，特别关注到《史稿》中对于“言辞”与“文辞”关系、文字型文学与语言型文学的有关论述，将语言同文学沟通起来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郭绍虞先生还指出了《史稿》方法论上的特色，赞誉“他的研究方法能另辟蹊径，不循一般修辞学的旧辙，它不限于辞格，更着重中国修辞学的历史”，在当时修辞学界的确如郭序所说，是“空谷足音”，难怪郭绍虞先生说当他读到《史稿》书稿时，激动得“跃然而起”，赞誉“子瑜教授是至今为止第一个研究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这书是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