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
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
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
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
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坠。
韩愈进士及第后，因请托无门，奔走多年仍无官职，于贞元十五年(799)才投到设在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为幕佐。《雉带箭》这首七言古诗即写于此时，记叙张建封的射猎活动，是韩愈的早期作品。
古代围猎时，常把猎场的野草烧着，以驱赶躲藏在草丛中的鸟兽，此时，猎者屏息静候，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火场。这第一句即写野火熊熊，四周寂静的场面，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朱彝尊说： “只起一句，境已好”。原来这第一句准确地叙述出只有打猎才有的特定环境气氛，因此，它不是平平之笔。钟惺曰： “此处乃着一静字，妙甚。”又提示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想象：射猎是紧张而激烈的活动，从这么“静”的场面开头，与全诗的节奏、气氛多么不协调。然而这不协调正是韩诗所追求的奇诡。诗的首句虽然用了诗文中最为常见的叙述起头的写法，但从全诗来看，这里却是古文的所谓起笔势，亦即直中有曲。
在荒火的威胁下，野雉纷纷飞出，可是一见到猎鹰，又赶紧躲藏起来，“出复没”三字写尽野雉的惊惧神态。此刻，应是射猎者逞威显能的最佳时机，一个动人的射猎场面就要出现在读者面前。然而，却大出人们的意料，诗人有意地按捺下来，作了一个蓄势： “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韩愈没有遵循一泻无余的常规写法，他不急于写射猎，而是让读者仔细端详射猎者——张建封勒马不前，盘旋不进，弯弓待发的自若神态。前人对此备极称赞： “二句无限神情，无限顿挫”、“二句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处得神。即古今作诗文之妙，亦只在空处著笔……”。或“顿挫”，或“空处得神”，目的全在于写人。这两句，把将军不发则已，一发必中的无比自信的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将军何时才肯把箭射出呢?要到“地形渐窄观者多”时，即把野雉追逼到极险窄之处，随从者聚拢得最多时，才拉满弓，射劲箭。“加”就是射。在这种情势下，“惊雉”的命运当不言而喻。
将军射猎的结果，即末四句所写。“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野雉中箭，本该随之落地，可是看到人群，它又决地而起，向上直飞“百余尺”。然而这毕竟是垂死挣扎，又见它带着露出体外的红色箭杆与白色箭头，在空中翻滚歪斜，眼看就要坠地。这实在是扣人心弦的精采描写，至此才应了题目：雉带箭——雉中箭。最后两句，以将军的得意、众人的恭贺、色彩斑烂但羽毛已杂乱的野雉终于坠落在将军的马前而告结束。结尾不精彩，既平淡又直露，韩诗的七古多如此，即前人所谓“多不精警”，因他“用笔过于刚健”。是否就是这个原因，尚可商讨。不过，七言收煞，历来都视为难题，也是事实。
七言古诗，盛唐以后，大致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是清丽而近骈，一是雄直而攀古。韩愈的七古走的是后一条路：气势盘空生硬，浑灏流转。即以本首而言，既有七古的一般特征：词明意尽，又具有韩愈七古的独特个性： “文从字顺”，自然雄厚博大，超然而起，章法奇崛。
韩愈
昌黎《雉带箭》诗，东坡尝大字书之，以为妙绝。(洪迈《容斋三笔》)(“原头”句)此处乃着一“静”字，妙甚! (钟评) (“将军”两句)：语深，不是寻常弓马中人说得。(谭评) (钟惺、谭元春《诗归》卷二十九)
查晓晴曰： “看其形容处，以留取势，以快取胜。” ( [清]查慎行《十二种诗评》)
李将军度不中不发，发必应弦。而倒，审量于未弯弓之先，此矜惜于已弯弓之候，总不肯轻见其技也。作文作诗，亦须得此意。(沈德潜《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