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二月，杜牧由淮南节度府掌书记转监察御史，离开扬州，奔赴长安。这两首诗是留赠扬州某歌女的，诗人时年三十三岁。至于歌女为谁，已不得而知。
第一首重在赞美，写得极为流畅坦荡。
歌女之美，可写者多。诗人避开服饰、容貌等常见的描写，而突出这位歌女的风姿：娉娉袅袅，显得那么轻盈、婀娜，仿佛她正在诗人面前扭转身段，甚或款款而来。之所以如此动人，原来这位歌女正处在“十三余”之妙龄。因此，其风姿流露着天真、活泼，非徐娘可比。面对如此歌女，诗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早春二月初露枝头的豆蔻花，此花春末开放，色淡红，极鲜艳，二月初正是含苞欲放之时，两相比照，歌女之神采更为飞扬。
描写了风姿神采，这位歌女的可爱已令人神往。诗人情犹未已，随即发出由衷的赞叹：在骀荡的春风中，在繁华的十里长街上，即使将所有的珠帘卷起，让所有美人露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她的。《唐阙史》曾写到扬州“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诗人描写“珠帘”，为的是突出女子之美;极写“十里”，为的是突出女子之多;点明“春风”，上扣“二月初”，为的是突出美女展露风情之美好时令。如此层层铺展，最后以“总不如”三字收结，诗人对这位歌女的赞叹，已无以复加;诗人对这位歌女的钟爱，也表白无遗。
第二首重在惜别。写得比较含蓄蕴藉。
诗人对这位歌女如此钟爱，但是重任在身，不得不马上离别，其难分难舍之情，可以想见。诗人在表现上又煞费苦心。他不再从自己的角度着眼，而是从自己和歌女双方落笔了。
诗以感喟起笔，寓叙于议：多情却似总无情。先肯定彼此之“多情”，唯其多情，表现出来的却象是“无情”似的。一个“总”字，下得那么绝对，仿佛无一例外。这一感喟，蕴含了多少人生的体验和生活的哲理。以“无情”写“多情”，正说明多情到了难以复加的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诗人接着以具体的情景作回答：彼此捧着酒杯，默然无语，想强装笑颜来宽慰对方，但总觉得强装不出来。表面看来，这不是显得太“无情”了吗?其实，这正是深心太“多情”的缘故。惟其“多情”，才出现“笑不成”的尴尬局面：彼此黯然销魂，惨然伤情。一个“惟”字，表示舍此无他，情味更浓。这种相反相成的手法，将难分难舍的情感表现得更加委宛曲折，也更加深切动人。
如果说诗人不以“哭不成”而以“笑不成”来表现别情，已令人折服，那么，借蜡烛以象征别情，衬托别情，更显得新颖别致。蜡烛“有芯”，点燃后会有蜡泪下流，在诗人意念上，宛如蜡烛“有心”，在为即将分别的一对情人垂泪。“惜别”，乃人之常情，现在移于蜡烛，并借“芯”谐“心”，使蜡烛也富于人情。一方是情人“笑不成”，一方是“蜡烛垂泪”，并比之中，相映之下，虽然不写情人垂泪，而垂泪之状如见;蜡烛尚能“替人”垂泪，则情人垂泪当更多，诗的感情更深一层。蜡烛垂泪，直到天明。则情人垂泪时间之长，不言自明;其天明时揪心的痛苦，亦可想见。
于邺《扬州记梦》载： “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从这两首诗作来看，当属不虚。这两首诗寓真情于形象之中，既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在表达真情上是一致的：不流于轻薄，显得倩丽而高雅。在表现手法上又是有别的：第一首暗中作比，极力夸张，既有实写，又有虚拟，其烘托比照，使形象异常鲜明;第二首议论陡起，移情于境，既诉诸言内，又诉诸言外，充分调动了语言的抒情性、启发性和暗示性，给人以无穷的联想。诗人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这就是诗情美和意境美的创造。诗人注意到总体风格，这就是情韵缠绵、豪宕艳丽的特点。在林林总总的惜别遗赠之作中，此诗可谓别具一格。
钟嵘称张茂先惜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喻凫尝谒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诗无绮罗铅粉，宜不售也。”……子美“并蒂芙蓉木自双”，“水荇牵风翠带长”，退之“金钗半醉坐添香”，牧之“春风十里扬州路”，谁谓不可入黄钟官耶?
(黄彻《巩溪诗话》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