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
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有谁怜、猿臂故将军，无功级? 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
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目前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嘉定十三年(1220)以后，十七年(1224)以前”，一说是“绍定六年(1233)”。笔者赞成后一说，理由有三：一、刘克庄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到嘉定十七年，最多只有三十七岁，难以言老;此词上下片作今昔对比，分明可见时间跨度不小，若按前说，则前后相去仅三、四年，似说不通。二、根据作者在下片所流露的消沉颓丧的思想情绪看，颇符合他在宝庆(1225—1227)初年江湖诗祸后废闲家居，遭遇坎坷时的实际。三、嘉定十七年后金国衰弱，无力南侵，宋金一度相安无事。直到绍定六年，蒙古与宋协商共同攻金，宋师进军河南，这才可能出现机会，使作者“忽动从戎之兴”。因此，当以绍定六年之说为是。
这首词可以用“追往事，叹今吾”六个字来隐括。上片是“追往事”，鲜明生动地刻划了作者在嘉定十一年至十二年(1218—1219)在金陵幕府时参加抗金斗争的火热生活。开篇“金甲雕戈”三句，描绘出作者早年投笔从戎，披坚执锐的英姿。它用的是倒装句法，因而显得格外突兀动人!下面“磨盾鼻”三句，则是写作者作为帅府幕僚，不仅参预军事，出谋献策，而且激扬文字，一挥而就。盾牌的钮叫“盾鼻”。军队中生活简陋，没有完备的书房文案，情况紧急时往往只能就着盾鼻磨墨。这里“磨盾鼻”就是喻指军中草檄。“龙蛇”，一般用来形容书法笔势的蜿蜒盘曲，此指墨迹。“铁马”两句，表现作者跨马驰骋，登船夜渡，与敌军对峙的惊险斗争生活。作者虽是书生，又是战士，从文习武，智勇双全。这样就反映出作者军幕生活的不同方面和整个的精神风貌。
对这段生活，作者是深为留恋的。故从发端起就以丰富的感情色彩，对它作层层铺写，情调显得十分昂扬亢奋。这段文字要结束时，这种高昂的情绪和劲健的词笔也恰好达到最高点。最后的“有谁怜”三句所写的生活场景已发生变化，于是气氛也急转直下，作者不被重用，反遭嫉恨，以至功名未立，于是不胜感慨，十分哀怨。“猿臂故将军”是指汉代名将李广。他猿臂善射，曾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功绩卓著，却始终未得封侯。古时以首级计功，李广劳而无功，故云“无功级”。作者此处以李广自比，感叹无人知遇，满腹悲凉。
下片是“叹今吾”，写的是作者眼下的实际处境。词中把它分成不同的层次来描绘，其意图是反映作者在闲散无聊的生活中心灰意懒的思想情绪。“平戎策”和“从军什”，是作者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也是他军幕生活的珍贵纪念。而今由于久遭废退，出路莫寻，作者陷入失望之中，所以再也不看重这些东西，而任凭它们散落殆尽了。《茶经》和《香传》是专门记载如何煎茶、品茶和烧香、薰香等方法的书籍，本是有闲阶级一种高雅的消遣。在江湖诗祸之后，作者生怕自己再次遭谤惹祸，就把这种书置于案头，整天焚香、品茗，表示无心过问时政，闭口不谈国事。后面两句说： “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进一步补足此意。“榆塞”，指边界。南宋后期，国事已不可为，作者感到绝望，就连听人谈论边境上的事都不愿意。并且，不仅自己不谈这些事，甚至连子女也不让听，只叫他们诵读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风流艳词，不要关心政治，表面看，象是怕子女今后会同自己一样因忧国忧民而遭政治迫害，其实这不是作者真心，此不过悲愤已极，痛发牢骚罢了!结尾两句，作者用了春秋时烛之武的典故。烛之武七十岁时，郑文公请他出来为国家解除危难，起先，烛之武推辞道：“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但最后，他还是缒城面去，说退秦师，挽救了郑国。联系此词题注中作者“忽动从戎之兴”一语，可以让人发现，作者虽然叹老嗟衰，其实仍然富有救国救民的雄心，盼望能象烛之武那样为国立功。
研读此词，可以立即发现上下两片对比鲜明，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所作所为似乎判若两人。上片以功业自许，充满“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的豪迈气概和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雄心壮志，故意态雄杰，声情激越，表达思想略无隐晦，酣畅淋漓!而下片却是避谤山栖，无所事事，正话反说，观点掩藏，显示一副消极的态度，昔日的精神风貌似乎荡然无存!这种情况明显是前后矛盾的。什么原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一下作者的生活经历。
刘克庄在二十三岁踏上仕途，一直沉于下僚。三十三岁时，参加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来到正有战事的抗金前线，生活有了转机，因此精神大振，意气高昂。可是由于他性情刚直，持论与主帅不合，又为同僚所忌，在第二年就被迫以奉祠南岳庙的名义回家闲居。这段从军生活的结局尽管不好，但仍然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之后，他曾知建阳县。不久，因《落梅》等诗被言官李知孝等人中伤，“踪迹甚危”，差点被捕入狱。从此后，他一直废闲在家。写作此词时，迫害他的右丞相史弥远还大权在握，威势显赫。在这种处境下，抗金救国只能作为一种梦想，唯一值得回味的就是十多年前的军幕生活，但这又与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在词中作者将这两者作对比，彼此相形，当然显得高下绝殊!
由上可知，把雄心壮志收藏起来，化为逍遥闲适，好象对天下事都已忘情，这并不是作者本意，只不过是在忧谗畏讥的形势下，被迫地摧刚为柔，将愤怒变成温婉。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作者在上片所说的，正是他愿说的;所做的，正是他愿做的。而在下片，作者的真实思想却是用含蓄隐晦的话或者反语来暗示，所说的都是与心里的意思相反的，所做的也都是本来不愿做的。作者对前一种生活愈怀念，对后一种生活的厌倦和唾弃就愈强烈;前一种生活愈显得豪迈激扬，后一种生活就愈显得沉重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