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研究《独领风骚·高山仰止》
无论什么艺术品，都存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本人极好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词作品，不但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内容，而且极力追求艺术形式尽可能的完美，真正实现了三个“统一”，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壮丽诗词一道，为我国当代诗词的创作，创一代诗史，开一代诗风，给我国整个当代诗歌乃至当代文学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下面我们试来具体探讨一下毛泽东诗词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题材丰富 内容精深
目前正式发表的毛泽东五十余首诗词，从最早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到最晚的《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题材、内容十分丰富。但无论是写景、咏物，还是记事、抒情，都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强烈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愿望，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雄伟史诗。
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首先表现在他的诗词作品浑然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的史诗。史诗的本义是指叙事诗中的长篇。毛泽东诗词并非长篇巨制，全是抒情短章。毛泽东以如此精悍的短篇“集束”式描写和反映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谱成了一首丰姿多彩、雄浑豪壮的中国革命交响乐。从毛泽东诗词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中国革命的脚步声。《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革命活动的艺术剪影。从《西江月·秋收起义》到《清平乐·会昌》等11首词，写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我党坚持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在路线斗争的艰难境遇中驰骋纵横、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这些作品都作了形象的反映。从《十六字令三首》到《清平乐·六盘山》6题8首诗词，则是一组记录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乐章，表现了因路线错误而受挫的英雄红军坚持奋进的革命气概，抒发了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豪壮情怀。写于抗日战争前夕的杰出词章《沁园春·雪》，以诗词的艺术形式纵论古今、指点江山，评价人物，赞颂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当代人民群众及其英雄人物。《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产生于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艺术地抒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毛泽东建国后所写的诗词，从《浣溪沙·和柳亚子》到《念奴娇·鸟儿问答》等22首，形象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我党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反帝反修、砥柱中流的伟大形象。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又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社会大变革的本质——无比优越、朝气蓬勃的崭新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极端落后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还展示了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宏伟蓝图。即使不多几篇以离情、悼亡为内容的诗词，如《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等，也无不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密相连。
毛泽东诗词中那些以揭示时代精神风貌见长的、“读之可以知其世”的诗词，由于其单个诗篇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因而也具有了“史”的因素。许多作品虽然只是抒发一事一时的情感，但由于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领袖，高瞻远瞩、胸罗万象，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所以他所写的一些诗词，往往能够在只有几十个字的篇幅中展示出广阔的历史背景、壮丽的时代画卷和精邃的生活哲理，概括中国革命的历程，以及各个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本质。
《七律·长征》仅用56个字，便把历时一年、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生动、深刻地反映出来。《七律·到韶山》不仅描绘了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革命运动的壮烈图景，而且展现了社会主义大跃进时代的壮美风貌。篇幅虽小，却概括了32年的斗争史，歌颂了中国人民一脉相承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历史、改天换地的革命事业，有着巨大的容量。
(二)风格独特 崇高壮美
毛泽东的诗词有一种独特的风格，那就是由横放杰出的革命气魄所显示的崇高美。崇高美即壮美，亦称阳刚之美，作为美的一种最基本形态，崇高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时也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而文艺的崇高，又只不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崇高在文艺作品中的能动反映。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就是通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描写表现出来的。
1.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是由诗词中所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展示出来的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在血与火的磨炼中，养成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客观现实生活一经诗人头脑的加工，就在诗中熔铸了诗人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及丰富的情感，因而能从黑暗中发现光明，从艰苦战斗中展望胜利前景，体现出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与诗情画意的有机统一。在闽西战地过重阳，他欣赏那“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的战地秋色图;红军反第五次大“围剿”失败后，诗人却满怀革命豪情地写道：“踏遍青山人未老”(《清平乐·会昌》);在雪山草地艰苦的行军后，他“更喜岷山千里雪”，而且欢悦地看到“三军过后尽开颜” (《七律·长征》);他在“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却能感觉出“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这样乐观开朗的情绪，在毛泽东诗词里是始终一贯的。
2.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是因为他代表人民和时代，站到了历史的制高点
真正伟大的诗人应当属于他的时代和人民。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历史、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查尔查文的作品》)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创造出崭新境界，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正是他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认识、表现生活的结果。这种阔大的胸襟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情怀，从而产生出崇高的美。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发挥着无限的创造力，他们是时代的主人。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是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的。毛泽东诗词在反映现实革命斗争中尽情讴歌人民群众，突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和作用，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崇高力量。在毛泽东诗词中，无论是反映民主革命斗争，还是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论是描写一个具体事件，还是概括一个时期的革命运动，诗人总是着眼于歌颂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形象熔铸于诗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中央根据地军民打破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诗人怀着必胜的信念，咏唱：“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3.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还在于他热爱祖国和人民，感情世界博大而深沉
毛泽东是个极重感情，人情味很足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对身边人、家人、亲朋、故旧、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更深爱着生他养他的国土，深爱着在这个国度里生活的亿万同胞。正因为他对天下百姓怀有炽热的爱，所以他能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克制自己的个人感情。毛泽东的诗词都同他参与其中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然而凡与他个人生活有关的诗歌，没有一首是所谓纯粹表现“个人”的。他的任何一首诗里既没有“往事只堪哀”，“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南唐·李后主)的悲戚情调，也没有“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南宋·陆游)的那种感伤身世，有的是为人民献身的崇高的悲壮美。
1923年辞赠爱妻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描述了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惜别的情景。词中既表现了诗人为祖国献身的决心，也体现了对爱侣依恋的衷情，使昂扬的革命激情与缠绵的儿女柔情融合起来，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深切感受。1957年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来悼念自己的亡妻和牺牲的战友。在这首词中，诗人不表现伤痛、哀戚，只表示怀念、崇敬。先烈的牺牲使我们感到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诗词终篇“忽报人间曾伏虎”的描写，情绪顿然一昂，给人以最后胜利的超脱的快感。
4.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也表现在它形象的硕大，主题的张力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远远超过与之比较的其他物象或现象的东西，是伟大的，或者说是崇高的。”(《美学论文选》)“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生活与美学》)崇高的形式特点常常是违反或背离那些一般的均衡、对称、调和等规律的，以其硕大的轮廓、刚健的姿态、不和谐的比例显示对象力的美。毛泽东诗词长于描写这种富于崇高的形式特点的自然景物，成为毛泽东诗词崇高美的又一重要表现。
为了充分地表现这种崇高美，毛泽东诗词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大多着眼于外部感性特征巨大的物象和景象。《沁园春·长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开阔的深秋画卷：高远的长空，奔腾的江流，万山层林;百舸竞渡于滔滔大江，雄鹰搏击于万里长空。景象辽阔，气势宏大。《念奴娇·昆仑》起句奇响不凡，“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横贯长空，昂首天外，饱览人间春色，俯瞰历史沧桑巨变的硕大无比的形象。《沁园春·雪》更是以如椽巨笔，写尽祖国山河的豪迈气势。在诗人的笔下，山的形态是“横空出世”、“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高山;海的形态是“白浪滔天”的大海;河的形态是“千里冰封”的长河;春的形态是“春风杨柳万千条”;秋的形态是“寥廓江天万里霜”;冬的形态是“悬崖百丈冰”……真可谓山巍峨、水苍茫、景辽阔。捧读这一首首诗词，犹如展开了一幅幅画卷，一种祖国江山多娇、今朝人物风流的感慨油然而生，一种对于祖国和民族的自豪感和崇高感从心头涌起。
前人说：“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范开《稼轩词序》)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归根到底是诗人“器”和“志”的体现，是他那宽广胸怀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三)意境高妙 独发新声
毛泽东诗词在艺术风格上的独特，还表现为情、景、事、理的互相交融和统一。在毛泽东的几乎所有诗词中无论写景、抒情、叙事、说理，总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景语与情语在毛泽东诗词中有几种结构形式：有的上阕写景，下阕抒情，如《菩萨蛮·黄鹤楼》、《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等;有的上下两阕，每阕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如《清平乐·六盘山》。但更多的还是写景抒情熔于一炉，水乳不分。《沁园春·长沙》所描绘的是一片明丽灿烂的秋景，正是诗人火热的革命情怀的表达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追求。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机勃勃的描绘，表达了对大革命前夕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的赞赏，在写景中寄寓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毛泽东的诗词总是独创新意，境界奇丽、广阔。诗人善于对客观风物进行传神的描绘、勾勒，把典型的、鲜明生动的生活画面同所表现的革命思想感情和谐地统一起来，创造出无比壮阔而又无比深厚的艺术境界。如《沁园春·雪》所描绘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惟余莽莽”、“山舞银蛇”、“红装素裹”的“北国风光”;《七律·登庐山》所描绘的“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楚地吴天;《浪淘沙·北戴河》所描绘的“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的天水相接的大海;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所描绘的“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十万工农下吉安”的雪里行军的雄壮图画;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诗词所描绘的“雾满龙冈千嶂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激烈的战斗场面;《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二首诗所描绘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大规模建设的情景，都立意超绝，具有感天地泣鬼神、令人回肠荡气的艺术感染力。
毛泽东在诗词中不仅将情、景、事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能巧妙地以议论、哲理入诗。《沁园春·长沙》带有浓厚的议论色彩。词的上半阕描绘了一幅宏伟壮丽充满了无限生机的湘江秋色图。这段写景之后的一句理性概括“万类霜天竞自由”，闪射着璀璨的哲理光辉。这种霜秋的严酷肃杀与“万类”的活跃自由，充分显示了大自然的一种辩证对立的关系：那就是客观环境越险恶，主观竞争意识越强烈。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于是诗人才有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大气磅礴的发问，提出了由谁来主宰祖国命运的深刻命题。在这里，诗人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将自己要表达的题旨、要发表的议论，通过一组生动的形象和饱含着激情的言语表达了出来，因而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以诗的形式来写理趣，实在不易。因为一般议论靠概念、判断、推理，靠逻辑思维，而诗要靠形象。清人沈德潜提出诗中的“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而且应该做到“缜细能精至秋毫，周密见天衣无缝。理密而不依赖形诸言辞，思精而不见做作。虽明明象有真迹可寻，但不能只凭理性来演绎;有意象快要产生的时候，奇妙的造化已经潜伏在心中了——即理念了。”(《说诗晬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一篇充满了斗争精神而又寓意深远的题照诗。诗的前两句诗人表达了一种极其乐观和自信的情怀，以此来坚定自己和全党全民的信念和信心。诗的后两句一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崇高而令人神往的境界，另一方面又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巨大的鼓舞力量。风光无限，要想领略它的美处，就必须不畏艰险，勇于攀登，才能真正浏览到最美的景观。干事业、做学问皆当如此。这首七言绝句，寓理于情、情理交融，不但形象生动，气魄恢宏，字里行间蕴含的哲理更使它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大大扩展了诗的意境。
(四)审美熏陶 多元价值
毛泽东诗词的认识价值是多方面的。
首先，毛泽东诗词作为一部革命史诗，是我们学习和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优秀“教科书”。在我国现当代诗歌中，似乎还很少有哪一位诗人的诗作能够像毛泽东诗词这样，真实地记载这么多有关中国现代革命的重大事变和斗争，并通过这些事变和斗争反映出中国革命从发生到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与之比肩的，也许只有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然而比较起来，在反映现实斗争的深广度上，在揭示时代精神的深刻性上，以及在写出历史的内在联系等方面，毛泽东又显然突出和全面些，因而也就更加具有代表性。所以他的作品具有了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多重价值。仅就审美内涵来说，毛泽东诗词所给予人们的要比一部单纯记载史实的历史书籍来得广泛、深刻和丰厚。
其次，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是创作主体经过自己情感的“发酵”，然后酿制而成的。它们就像一面镜子，真实地映射出作家的心灵。因此，阅读和理解毛诗成了我们认识和了解毛泽东本人的“捷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诗词恰如一块晶莹的宝石，折射出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和胸襟，以及他的宇宙观、人生观、爱情观、战争观、生死观、艺术观、审美观等。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陶冶我们自身高尚的情操和培养自己优秀的品格，无疑是具有巨大的感召力的;对于正在进行着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国人民来说，都具有重要的认识、指导、教育和审美作用。
在毛泽东诗词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倚天抽剑斩昆仑的巨人、“指看南粤”的红军战士、叱咤风云、纵横驰奔的彭大将军、仙升月宫的“杨”、“柳”二烈士、纤笔抵敌三千的“文小姐”、飒爽英姿的女民兵……然而，更多的还是“指点江山”的诗人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中无论是描写“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还是抒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壮志豪情;无论是评说“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还是讴歌“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铮铮红梅，都是诗人自己的性格和民族性格的有机统一体，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社会风貌、自然景物及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宏伟气魄的诗化反映。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无疑为我们当代诗歌以至整个文艺创作的个性化、民族化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再次，毛泽东诗词以议论入诗、显示了其重“诗教”的特色。正如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一样，毛泽东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文艺功利观。与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文艺作用论相通，毛泽东尤其重视诗歌的教育作用、战斗作用。在他自己的诗词中，既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又有对革命理想的赞颂，也不乏对人民内部某些不正确思想的劝喻。《念奴娇·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沁园春·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七律·和郭沫若》“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本人宣布了这些诗篇的主旨。但毛泽东诗词的诗教不是空洞、无力的说教，而是富有诗味、讲究蕴藉含蓄的。例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都是直接地进行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政策的教育，但都是通过含蓄、婉转、温和的方式表达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诗篇不仅在当时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和教益，而且时至今日，仍能使我们读之回肠荡气，增添奋斗、进取的力量。毛泽东诗词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革命的教诲。
“诗是以最诚实的目光投向现实的一种激情，更是用崇高的审美意识对于生活的个性化的观照。”(杨匡汉《中国新词萃·序二》)毛泽东诗词正是循着这一美的规律产生出来的。它是一座巍峨的艺术丰碑，我们每每吟诵时，一种崇高的审美感受油然而生——那种对于巨大力量的崇敬，对于独步时代的先进思想、意志和高尚情操的向往，强烈地激荡、摇撼着我们的心旌。这种崇高的审美感受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的、道德的感染、陶冶力量是强烈的、巨大的，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诗词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