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胡风》原文与赏析

来信收到。《铁流》之令人觉得有点空，我看是因为作者那时并未在场的缘故，虽然后来调查了一通，究竟和亲历不同，记得有人称之为“诗”，其故可想。左勤克那样的创作法(见《译文》)，是只能创作他那样的创作的。曹的译笔固然力薄，但大约不至就根本的使它变成欠切实。看看德译本，虽然句子较为精练，大体上也还是差不多。

译果戈理，颇以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德译本很清楚，有趣，但变成中文，而且还省去一点形容词，却仍旧累坠，无聊，连自己也要摇头，不愿再看。翻译也非易事。上田进的译本，现在才知道错误不少，而且往往将一句译成几句，近于解释，这办法，不错尚可，一错，可令人看得生气了。我这回的译本，虽然也蹩脚，却可以比日译本好一点。但德文译者大约是犹太人，凡骂犹太人的地方，他总译得隐藏一点，可笑。

《静静的顿河》我看该是好的，虽然还未做完。日译本已有外村的，现上田的也要出版了。

检易嘉的一包稿子，有译出的高尔基《四十年》的四五页，这真令人看得悲哀。

猛克来信，有关于韩侍桁的，今剪出附上。韩不但会打破人的饭碗，也许会更做出更大的事业来的罢。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些人，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连络，而精神实相通。猛又来逼我关于文学遗产的意见，我答以可就近看日本文的译作，比请教“前辈”好得多。其实在《文学》上，这问题还是附带的，现在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不亮(此说如果发表，一定又有人来辩文学遗产和枪之不同的)，我觉得实在可以说是打岔。我觉得现在以袭击敌人为第一义，但此说似颇孤立。大约只要有几个人倒掉，文坛也统一了。

叶君曾以私事约我谈过几次，这回是以公事约我谈话了，已连来两信，尚未复，因为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消化不良，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

《新文学大系》中的《小说二集》出版了，便中当奉送一本。

此布，即请

夏安

豫 上六月二十八日

此信是自己拆过的。又及

【析】 1933年春天，胡风在日本留学生中组织了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日本当局逮捕，7月初被驱逐回国。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先任“左联”宣传部长，后改任书记。1935—1936年，发生 “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争论后，有人指责鲁迅不应该与胡风“为伍”。为了说明有关情况鲁迅曾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谈了对胡风的看法。1935年，有人通知鲁迅，说 “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但因证据薄弱，鲁迅“不相信”，遂才有些往还。在交往中，他认为胡风“是有为的青年”，为人“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至于缺点么? 当然也有，诸如“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等。这封回信写于1935年6月28日，该正是文坛小报传播胡风如何如何的时候吧!

鲁迅在信中，谈到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翻译问题; 一是涉及当时文坛的某些分歧与争论。鲁迅与胡风，都是既创作又搞翻译的。所以在书信中谈及翻译，是十分正常的。鲁迅认为“翻译也非易事。”为什么呢?因为翻译总难尽如人意。他分析其原因是，或者因译笔力薄，或者是受某种偏见左右，往往使译作有失真之处;或者是原作本身比较“空”，那么即使译笔十分有力，也是爱莫能助。所以翻译是一件苦差使。信中涉及到的一些译者及译作的缺点与不足，就是从这个出发点而说的，决不是对他们努力的否定。这里体现出的是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严谨而认真的态度。

至于谈到当时文坛的某些分歧与论争，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可以商榷的。比如，对于 “第三种人”韩侍桁和倾向于“第三种人”的猛克，鲁迅认为，象韩侍梃等“第三种人”，就是“敌人”。所以不同意在《文学》上开展关于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认为此举是“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不亮”。是“打岔”。鲁迅在当时，为什么作这样的判断呢? 首先是国民党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残酷的白色恐怖，使得鲁迅不能不提高革命的警觉;其次是象韩侍桁等人，确也有使鲁迅等不得不警惕、不防备的某些作为。因此鲁迅作出这样的判断，在那时，并没有原则的错误;再说，在私人信件中谈出，也只是因事引事，不是写文章，发论文，即使欠周密，欠科学，也是不奇怪的。试看鲁迅的 《论 “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不是既坚持了批评的严肃性、原则性，又希望 “第三种人” 能够改弦易辙的么!

还有信中讲到的“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元帅”指的是周扬。至于鲁迅与周扬的分歧或者矛盾，现在已经清楚了，而周扬也在不少文章、讲话中，讲清楚了这是由于他当时年轻气盛，很多事情未能征求鲁迅的意见，加之斗争形势复杂多变，遂产生了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影响了“左联”工作的健康进行。鲁迅在这封信中，表示了对周扬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论从那方面说，周扬对鲁迅都应该更谦逊，更尊重一些。恰如后来他在与一位记者谈起三十年代的文坛旧事时说的那样，对鲁迅尊重不够，对其意见考虑不够，是的确存在的问题。

总 观全信，鲁迅对胡风还是信任的，因此文字比较直白，所论也极少顾虑，特别是涉及文坛的事情，直抒已见，旗帜鲜明，点到为止，不多解释。表现出鲁迅心胸坦荡，表里如一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