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黄花节的杂感》原文与赏析

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

“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

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析】 本文写于1927年3月24日夜，3月29日上午九时，鲁迅赴岭南大学讲演，据当年4月3日广州《南大青年》第15卷第21期报道：“周树人先生演说，略谓先烈的牺牲，是为革命奋斗，为中国全体人民谋幸福。但最怕先烈苦心，后继无人。现在革命还未成功，所以我们要继续他们的志向，努力奋斗。”这一史料当可与本文相印证，有助于理解写作的历史背景，也有助于理解本文立论的题旨。

文分三大部分。第一段，开门见山地破题，“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鲁迅初到广州，为辛亥广州起义的先烈葬骨广州市郊黄花岗的纪念节，写点“杂感”，以应《政治训育》编者的约稿。“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 ‘对空策’”。这说明应景 “遵命” 的 “杂感”，临时动笔，并非易事。何况，当时社会政治急骤变化，鲁迅处身于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夕撰作演讲，也非易事。话题只好从“黄花节”开始。从查 《辞源》，到 “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真的 “说出来自己也惭愧”，因为“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这 “被人们忘却”的革命史页，连同献身的先烈“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这是为什么?发人深思。第二段开头“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直接点出了黄花节的纪念在于“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从“久在北方”，遇见过中山先生纪念日 “非常热闹”，到“推断”黄花节的“极其热闹”，发抒实感，“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从而，非常精辟地引出了“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的哲理，儆人永念。同时，面对“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的青年，给予开导。最后，严肃地分析所谓 “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 ‘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这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别有用心的“革命成功”论者，也当头棒喝了丧失警惕而陶醉于胜利者。

黄花节其时，北伐在胜利进军，盘踞南昌的蒋介石，正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英法帝国主义竟助孙传芳屠杀工人;北伐军攻克南京城，停留在江面上英、美、日军舰当日竟助张宗昌炮轰市民;在广州，从支持资本家开除大批工人的严重事件，到报刊上屡见“退出共产党声明”……一边磨刀霍霍，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一边散布麻醉性的言论，鼓吹所谓 “北伐军直捣幽燕之日，即国民革命大功告成之时”，令人忘其所以。鲁迅清醒地预感到革命存在着危机，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这一年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挫折和重大转折的一年，而鲁迅在广州，亦是他的重要的时期。李何林认为，“由前期的一般唯物论和进化论以及马列主义因素到辩证唯物论，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转折点。行文至此，足见鲁迅对于当时的现实的认识，对于革命的形势的估计，都是洞若观火。不过，煞尾并不嘎然而止，有心添上“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尾声。从“黄花节很热闹”到“热闹得疲劳了”，点染自己的“杂感”：“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这样阐述不抽象，议论不空洞，动笔辄止，左右逢源，议论风生，不失其杂文大师的风范;人们读后，简明有得，回味无穷。

鲁迅的“杂感”式杂文，质直而又雄浑，平正而又酣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技法。本文虽属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却以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洞察，立论耐人寻味，颇有回肠荡气的魅力。尤其文中精辟的警句，既充盈着哲理的亮色，又洋溢着斑烂的文采。例见上述引文，不再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