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记谈话》原文与赏析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的纪念的意思。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里，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 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现在还没有很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始了，后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帮忙; 以后就打胜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所以要从新分一下。——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总长要看看那些书是什么书了。怎样看法呢?叫我们用中文将书名译出来，有义译义，无义译音，该撒呀，克来阿派忒拉呀，大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为那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至于“克来阿派忒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工人绥惠略夫》 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人心惊胆战。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在苏俄也并不受人欢迎。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卢布……。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们的文人学士一般。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自然，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这个学校，也就是受了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之后，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过下去的。

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这话自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了，只好逃进城里来。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有了，受了破坏。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了，她也还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赶尽杀绝不可。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 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析】 鲁迅先生一生不仅写了大量优秀的杂文，还做了不少精彩的演说。本文就是鲁迅1926年8月22日上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毁校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记录稿。记录稿题为《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由向培良记录，刊载在《语丝》周刊第94期上，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时改为 《记谈话》。

所谓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毁校是指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在章士钊的支持下率领武装警察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宣布解散国文系等四个班的学生，通过截断电路，关闭伙房，用铁链将大门锁起来，强迫学生立即离校，并以“以免男女学生混杂”为其卑劣行径开脱。对此，师大学生进行了坚决反抗。22日段执政府又雇用女流氓百余人，在刘百昭的率领下，翻墙进入女师大，殴打、驱逐学生出校，将他们禁闭在报子街补习科中，借以平息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在女师大的代理人杨荫榆的风潮 (这次女师大反对杨荫榆的风潮起于1924年，其间历时数月)。事后许广平回忆说：“记得那时，我眼看着同学们像货物一样被拖走，像罪犯一样被毒打，痛哭失声，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即离开女师大，跑到学生联合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记谈话》中提到的毁校纪念指的就是这件事。

鲁迅在这篇演说中，从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源起谈起，到评论作品的主人公绥惠略夫的“向社会复仇”，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谴责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毁校。预言他们制造的黑暗就是“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杨荫榆们的末日也就到了。鼓励同学们面向将来，面向希望，因为“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这里鲁迅将杨荫榆等喻为黑暗的“附着物”，既一针见血，又形象生动，充满哲理。

整篇演讲取例幽默生动，铿锵高亢。如在谈及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经过时，陡然插入“对德宣战”胜利的结果，充分展示了鲁迅的论战风格，对北洋军阀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如用《工人绥惠略夫》中要人安本分的老婆子和张献忠入川的典故，对杨荫榆之流进行类比，入木三分，形象生动。

本文既是一篇演说，也是一篇优秀的杂文。在结构上，它具有演说稿的特色。在总体布局上，作者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达到最佳的效果。如开篇从因校对睡得太迟起笔，给人以平和、亲切的感觉，易于抓住听众，使演说者与听众消除距离。随后紧扣论题，层层递进，牢牢抓住听众，让听众随着演讲者的情感起伏，产生强烈的共鸣。最后以一段激昂而富于哲理的鼓励做结，干净利落，把演讲推到高潮，语言掷地有声，具有强烈的鼓动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赴这会……”这一段是演讲稿中所没有的，而是在收入《华盖集续编》时作者补记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也不例外地体现了鲁迅的杂文风格——辛辣、尖刻，表现了作者 “战士” 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