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原文与赏析
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况且作者姓氏一大篇，动手者寥寥无几，乃是中国的古礼。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悲观，加以不爱，就使我不大热心于 《论语》 了。
然而，《萧的专号》是好的。
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憎恶之久，憎恶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证据。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绍介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说得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 (?)，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 (!) 的缘故。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这怎么办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扬扬的嚷起来，说他有钱，说他装假，说他“名流”，说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厕里的，他却从大茅厕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绍介者胡涂，称赞的可恶。然而，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
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进化，被达尔文揭发了，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远祖和猴子是亲戚。然而那时的绅士们的方法，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大家倒叫达尔文为猴子的子孙。罗广廷博士在广东中山大学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尚未成功，我们姑且承认人类是猴子的亲戚罢，虽然并不十分体面。但这同是猴子的亲戚中，达尔文又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了。那理由很简单而且平常，就因为他以猴子亲戚的家世，却并不忌讳，指出了人们是猴子的亲戚来。
猴子的亲戚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达尔文善于研究，却不善于骂人，所以被绅士们嘲笑了小半世。给他来斗争的是自称为 “达尔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现在是指人为狗，变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恶骂。但是，便是狗罢，也不能一例而论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为军队探敌，有的帮警署捉人，有的在张园赛跑，有的跟化子要饭。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别。“幽默处俏皮与正经之间” (语堂语)。不知俏皮与正经之辨，怎么会知道这“之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
这如何容得感叹号?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更何况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这可见 “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将来圆桌会议上也许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宾之间，用不着 “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饭，而主人所办的报章上，已有说应该给他鞭子的了。
这可见在印度也没有 “幽默”。
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学》都已新出，《孝经》是一定就要出来的;不过另外还要有《左传》。在这样的年头，《论语》那里会办得好; 二十五本，已经要算是“不亦乐乎”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析】 本文是应林语堂之约，为《论语》半月刊创办一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林语堂创办《论语》，以提倡幽默为目标，强调少谈政治，明哲保身，写表现性灵的小品文。鲁迅对此是不赞成的，文章开头，就明确表示，“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 ‘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 ‘幽默’”。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是震慑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逃避现实，寻求性灵的解脱与道理的参透，以表现自我为归宿的。所以他明确表示“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①然而，既然是幽默，必然有所为而发，会触及时事，揭发弊端。真正的幽默，常常是“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②鲁迅以为，在等级森严，极端专制黑暗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幽默，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幽默”这玩意儿，在中国，连从意义上翻译humour一词也办不到，因为没有准确而周密地表达这个词的丰富含义的词语。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他更明确地说： “ ‘幽默’ 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 ‘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 ‘说笑话’ 和 ‘讨便宜’。”③本文中举到的唐伯虎和徐文长，他们的言行都只是滑稽而并非幽默。金圣叹在被杀前说杀头是“以无意得之，大奇!”看似幽默，实际上只说明他是效忠清皇朝，无意反抗，他的刑前遗言，实质上是“将屠尸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以有力的论据，含蓄而周密地论证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绝无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幽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论语》的林语堂在无法幽默的时代，不准许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却偏要每月出版两期，“说出两本 ‘幽默’”来，这本身就构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使人产生了啼笑皆非的幽默感。鲁迅的分析论证，词锋犀利而语意含蓄，扣紧论点而严密深邃，对一年来的《论语》进行了用心良苦而又委婉周全的批评，确实是十分精采的大家文笔。
为什么 “《萧的专号》是好的”呢?并非因为“幽默”，也并不是刊出被称为幽默的讽刺大师的佚闻佚事，而是因为发表了别处不敢发表的《萧伯纳的过沪谈话记》和其他文章，包括萧伯纳和宋庆龄的详细对话，揭穿了谎言，披露了真相，道出了这位伟大的社会评论家对中国的社会与人生的批评，这才使“名士不平，小宦怀恨”，确实是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论语》刊出这一专号的本身，其实也就与他们的主张相矛盾。
对萧伯纳，鲁迅引列维它夫的话，和易卜生加以对比。易卜生之所以是“伟大的疑问号 (?)”，是因为他的作品也揭发一些弊病，提出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但不加上结论，没有解决疑问的答案;而萧伯纳的作品，则直截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腐朽，不留情面地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道德时，也提出了对社会问题的答案，所以他是“伟大的感叹号 (!)”。萧伯纳在他的戏剧《鳏夫的房产》中，辛辣地讽刺了靠吸食穷人养肥自己的资产者，嘲讽他们是粪坑里的蛆虫。鲁迅指出，反噬者最妙的战术，莫过宣称出身乡绅家庭的萧伯纳也是“蛆虫”。鲁迅巧妙地推理论证“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 ‘伟大的感叹号’ 一样”。因为他揭穿了绅士淑女的假面目，显露了他们肮脏灵魂和卑劣本质。萧伯纳正是 “倾于对社会的讽刺” 的作家。
鲁迅的杂文联想广泛，引例丰富，妙想奇譬，侃侃而谈;同时又思路严密，环环紧扣，联珠缀玉，析理入微，真个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本文由论证萧伯纳为“伟大的蛆虫”，引伸出“蛆虫有大小，有好坏”的论断，再以达尔文为例，说明达尔文的伟大，正在于他证明了人从猴子进化而来，人类是猴子的亲戚，但“猴子的亲戚也有大小，也有好坏”，坏的如顽固否认事实，自以为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恶毒嘲笑达尔文的绅士们，好的如捍卫真理、宣扬达尔文学说，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的赫胥黎。自然，“指人为狗”，乃是一句恶骂，但对狗也应分析，应从它们对人类的态度、功过和效用来区分好坏，从而说明“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然后，再巧妙过渡到对林语堂的“幽默处俏皮与正经之间”的剖析上来。文章逐层深入，涉及面十分广泛，然而又不离评《论语》和谈萧伯纳的主旨，论蛆虫，说人类，评狗的好坏，线索分明，章法严密。
俏皮与正经当然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要分辨俏皮与正经的区别，才能明白这二者的“之间”的区别。躬行庄周之道，是非不辨，哪来这“幽默”，自己一片混沌，何以能用“幽默”让人民聪明起来?恐怕只能“七日，而混沌死”。引庄周之言而阐发深刻的道理，这就是鲁迅的微言大义。
篇末部分，鲁迅承开篇的议论，阐明在中国不会有幽默。因为 “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奴隶一笑，就怕他们会哭、会闹、会起来造反。有版税可抽的文学家，也无法幽默，因为面对现实，他们只能发出“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至于生活在 “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民，正在为生存而挣扎、苦斗，就更不会有幽默了。
鲁迅杂文的语言，含意深刻隽永，风格幽默泼辣，修辞手法十分巧妙。就以引用来讲，鲁迅一引用别人的语言或书名、典故，就往往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萧伯纳因为鞭挞了英国资产阶级，想不到竟会使受英国压迫的中国的绅士淑女憎恶，这正是 “以无意得之，大奇!”不过，这正说明了他们恪守《孝经》的教导：“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哪里容得萧氏的 “异端邪说”呢? 当时的中国，新出了以 《大学》、《中庸》命名的杂志，儒家思想重又抬头，复古逆流甚嚣尘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林语堂要办取中间立场，以幽默闲适为格调，多少触及社会现实的《论语》杂志，是难以维持下去的。鲁迅的话，有肯定，也有批评，真是鞭辟入里，曲写毫芒，婉而多讽，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