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我们要批评家》原文与赏析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经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 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
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析】 这篇文艺短论，论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促进文艺 “向正确，前进的路” 的问题，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样，都是鲁迅先生为指导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而写作的重要文艺论著。
“我们要批评家”是文章论点的简缩，完整的论点是：我们“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这里的社会科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鲁迅在这里向左翼文艺界发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庄严号召。早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鲁迅“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到了“左联”成立前后，不少人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推动下，已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也已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过来，出现“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问题在于左翼文艺家必须深刻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已是推动文艺“向正确，前进的路”的迫切需要，从而肩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鲁迅体察到时代的要求，也洞察文坛的历史和现状，他从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需要出发，写成此文向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发出了这一号召。
这是一个艰深的论题。但是鲁迅却用轻松幽默的语调，在千字短文中，透辟地论述了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文艺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真让人惊叹不已。这是一篇非常杰出的活泼精悍的文艺短论，读来一点不觉得理论的艰涩。鲁迅之所以能把一个艰深的理论命题，论述得如此活泼生动，原因在于他完全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义，而不搬弄它的词藻，并善于把理论分析寓于生活事实的剖析和形象的描写之中，让读者在获得理性认识的同时，增强形象的感染，达致思想认识的提高。
这篇文章就包含两个事实论证的过程，其间又有着极其生动的形象描写。第一个论证过程，剖析出版界的发展趋势，通过总结出版界转向社会科学以及这之后社科译著蜂起云涌，坏书无人批评，马克思主义译著被抹杀这样两件大事的教训，论证了推进出版界 “前进”趋势的正确途径只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由于揭示出青年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读坏书得了“苦楚的教训”与出版界转向社会科学之间，和社科译著好坏杂陈，“新的批评家不开口”与马克思主义译著被抹杀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使从这些历史教训中引出的结论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这当中，作者把青年们阅读“挂着 ‘革命的’ 的招牌的创作小说”比做大口吞下“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使读者对读坏书的苦楚教训感同身受。
第二个论证过程，剖析两年来左翼文艺批评的历史，通过形象和事实，揭示出某些左翼文艺批评家忙于内战，无暇批判旧思想、旧文学，也无暇评价“优秀之作”的教训。“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的形象，和一大批“优秀之作”“被‘打发’或默杀了”的事实，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中深思，在惊诧之余猛省，更看清了放弃马克思主义批评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通过这一反证进一步表明： 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正当的转机”，“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是两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转机，“在作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于此，作者再次大声疾呼： “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
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两段论证过程，两个结论的迭合，不但从不同层面上，也从更深层次上，总结了左翼文坛的历史教训，反证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催促文艺“向正确，前进的路”的唯一正确途径。由于作者对问题的论证，都是根据文坛的实际情形，一步也不离开事实;作者凭借的不是抽象的社会科学的概念，而是对两年来文坛形势的深刻洞察和准确分析，深刻揭示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文虽简而有千钧之力，洋溢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锐利的思想力量。又由于作者在论证过程中，运用了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从而把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以如此轻松的笔调和形象化的描写表达出来，使这篇短论放射出艺术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