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原文与赏析

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并且明白弱水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里的有一粒弹子，是瞄准着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做错了。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

“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量气太窄了。最先(据所知)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是的，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 ‘老头子’的确不行吧了。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先生了!”

这一段虽然并不涉及是非，只在态度，量气，口吻上，断定这“老头子的确不行”，从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杀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却很像第三者从旁的批评。从我看来，“尖酸刻薄”之处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会有“老头子”气的，这恐怕因为我“冥顽不灵”，不得已而用之的罢，或者便是自己不觉得。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我并非说，这些战士，大概是创造社里常见他的脚踪，或在艺术大学里兼有一只饭碗，不过指明他们是相同的气类。因此，所谓《战线》，也仍不过是创造社的战线。所以我和西滢长虹战，他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而出现了。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的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为先两回是正直在我这面的罢，也还是因为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们同系，同社，同派，同流……。从他们那一面看来，事情可就两样了。我“和西滢战”了以后，现代系的唐有壬曾说《语丝》的言论，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长虹战”了以后，狂飙派的常燕生曾说《狂飙》的停版，也许因为我的阴谋。但除了我们两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记得了罢。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过去的。

这次对于创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庄严”; 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仍可认为“尖酸刻薄”。于是“论战”便变成 “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但成仿吾辈的对我的“态度”，战士们虽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 “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讥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还有，我合印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还乐得不可开交道，“他(成仿吾)这段文章，比 ‘趣味文学’还更有趣些。”但是还不够，他们因为我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 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了，便说“老生”，还要加注道：“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而这一个“老”的错处，还给《战线》上的弱水先生作为“的确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但是“态度”问题来了，“量气”问题也来了，连战士也以为尖酸刻薄。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 ‘印贴利更追亚’老爷麾下”，这才不至于“的确不行”么?

至于我是“老头子”，却的确是我的不行。“和长虹战”的时候，他也曾指出我这一条大错处，此外还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确生过病，这回弱水这一位“小头子”对于这一节没有话说，可见有些青年究竟还怀着纯朴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将“冷嘲热刺”的用途，也瓜分开来，给“热烈猛进的”制定了优待条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经不属于那一类，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

其实这回的不行，还只是我不行，无关年纪的。托尔斯泰，克罗颇特庚，马克斯，虽然言行有“卑污”与否之分，但毕竟都苦斗了一生，我看看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国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别，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当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 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服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 “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又来说话，量气又太小了，再说下去，就要更小，“正直”岂但“不一定”在这一面呢，还要一定不在这一面。而且所说的又都是自己的事，并非“大贫”的民众……。但是，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人却也看见背景或环境。例如《鲁迅在广东》这一本书，今年战士们忽以为编者和被编者希图不朽，于是看得“烦躁”，也给了一点对于“冥顽不灵”的冷嘲。我却以为这太偏于唯心论了，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会有这一本书，其实不过是要黑字印在白纸上，订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罢了。无论是怎样泡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这种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的创造社也在所不免的。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

四月二十日。

【析】 这是鲁迅1928年继《“醉眼”中的朦胧》之后，又一篇正面论述革命文学的文章，发表于同年5月7日 《语丝》 第4卷第19期上。初看，仿佛鲁迅太计较了些，真是“气量太窄”，其实说清楚这些问题，倒是讨论革命文学之必要的前提条件。

文章首先列举事实，指出是成仿吾与冯乃超以奚落的、讥刺的“态度”，发难于前，又有成仿吾、李初梨因“量气太窄”，而在鲁迅的“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 ‘醉眼陶然’”。因鲁迅的年纪比他们大，便说是“老生” 施之其后，而弱水则据 “这一个 ‘老’ 的错处”，判鲁迅为“的确不行”。而作一总束。不在该讨论的论题上化气力，作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驳诘对方，却在“态度”“量气”“年龄”上，不惜笔墨，巧用心计，极尽“‘冷嘲热刺’ 的用途”，这绝不是论争者应持的态度。事隔四年之后，鲁迅在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就又指出过： “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 ‘封建的’ 的。” 因此，把关于对革命文学引起的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 “论战”，歪曲成是一场 “ ‘态度战’，‘气量战’，‘年龄战’”，与其说贬损了鲁迅，不如说是恰恰道出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态度及其毫无原则与不尊重客观事实的气量!鲁迅的辩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正确的批评和团结的精神的。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鲁迅循着弱水文章的思路，通过“少年尚且老成，老年当然成老”，以论者提到的林琴南先生为例，引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命题：“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就可能被它所迷惑，从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倒是那些“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们所应该真正注意和重视的问题。比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那么你怎样区分开他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个人主义者，是改革者而不是保守者，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棒喝主义者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撇开现象，分析其本质和主流，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来。

为了具体而详尽的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先以“其实这回的不行，还只是我不行，无关年纪的”一句话，排除了现象的干扰，继之以托尔斯泰、克罗颇特庚、马克思“毕竟都苦斗了一生”的主流和本质，与“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的生理特征之间的非本质的联系，推导出“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 ‘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的结论，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看人看事应有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其境界之高，论述之深，态度之诚，不是于此可见一斑吗!

然而，正因为“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所以有分歧，有争论完全是自然的事，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必趁着这分歧，这争论，喊喊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否则倒会真的变成破落户文学家的。

这篇文章从小处着笔，大处立论，具有深刻的哲理和明显的警策作用，表现了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热烈拥护和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