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论睁了眼看》原文与赏析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 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 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即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 一通而后快。赫克尔 (E. Haeckel) 说过： 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 “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醮纸火盆，妄希福祐，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 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着。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析】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鲁迅的名言。鲁迅深感于有的人，特别是中国的旧文人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便引用虚生的文章，强调指出“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才能大胆地变革现实，改造社会。睁了眼看，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

鲁迅倡导要正视现实，敢于直面人生的各种惨剧，敢于面对敌人的压迫与摧残而奋起抗争，但他又发现“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儒家的礼教和思想深入骨髓，形成了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非礼勿视”乃是儒家的诫条，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礼”又十分繁琐和严格，不合于礼教的律条，就决不能视，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都不允许。也就更不能任意视“人”，要正视现实、承认矛盾就更不容许了。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许多人不能睁开眼睛看社会，面对现实不敢抗争的奴隶性格。许多封建文人言不离孔孟，行不越规矩，目不视宇宙万象，心不求客观真理，对于社会矛盾和人生悲剧，先是不敢正视，以后便不能正视，再后便视而不见或干脆不视不见了。但文人们身处社会，“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因为文人们毕竟敏感，是不满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的，但从自身利害考虑，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眼睛”。他们面对种种惨剧和压迫却视而不见，连自己身受的苦痛也不敢承认，明明是缺陷很大却偏说一切圆满，明明是身受压迫与摧残，却自我解嘲地说，这是老天爷对我的考验与磨炼，必须要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准备承担天降大任。其实，这也是一种阿Q精神，是用未来的虚幻的光荣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不但欺人，而且自欺。在文人中形成了这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鲁迅痛心于中国文人用“瞒”和“骗”的手段，制造出许多“瞒”和“骗”的文艺，粉饰现实，掩盖黑暗，欺蒙读者。于是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从许多作品举例来加以评论。首先假设情况，作类比推理推导出中国文人的看家本领——瞒和骗。久蛰洞房的老太爷习于黑暗，怕见阳光，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从未见过旷野的黑夜，但如果他们的环境突然改变，就只有自欺欺人，否认现实，“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于是在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作家们笔下出现才子题诗，佳人奉和，才貌匹配，私订终身。经过种种磨难之后，才子中状元，“奉旨成婚”，成其好事。《红楼梦》敢于实写，宝黛和其他人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上常有的实事。但高鹗的续书却写出贾氏家业再振，宝玉、贾兰同时中举，兰桂齐芳，就是贾宝玉虽然出家做了和尚，但身披大红斗逢，十分阔气，又受神仙的接引，必定“入圣超凡”。而更多的续作者连高鹗也不如。他们的或续或改，往往叫林黛玉借尸还魂，或在太虚幻境成为仙姬，让宝黛或生前完婚，或在仙界成亲，一定要生旦团圆，一切美满，毫无缺陷，这才是最典型的瞒和骗的文艺。鲁迅嘲笑这些文人“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鲁迅还对“作善降祥”的古训加以分析反驳，《尚书·伊训》的原义是： 行善的人天将降给他百种祥瑞，行不善的人天将降给他祸殃，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客观事实证明并没有这样的报应，事实正如关汉卿的《窦娥冤》中所说：“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东魏人为元湛写的墓志铭就强调“积善不报，终自欺人”，已经不相信这种瞒和骗的古训了。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竭力宣扬因果报应，愚忠愚孝，甚至焚儿救母，抛儿入火盆，用谋杀儿童的罪恶行径为祈求上天的福祐。这原本就已经灭绝人性，令人发指，但擅长于瞒和骗的改作者却凭空添造出更为美满的结局，让垂危之母生命得延，入火之儿也一并不死，身患痼疾的丈夫服药便痊愈了。通过以上数例，鲁迅总结出瞒和骗的文艺的规律与目的是：“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那么，在历史上已经是难以更改的事件，如关羽与岳飞，前者在荆州失守后兵败麦城被孙权部将所杀，后者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行冤杀于风波亭上，两位绝世的大英雄结局悲惨，史明彰实，无法可改，按理不应再设骗局。但善于瞒和骗的封建文人却宣扬关羽死后成神，玉泉山显圣，后来更被封建帝王褒封，显荣千代，护祐万民。他们又瞎编了岳飞与秦桧一为金翅大鹏鸟，一为黑龙。大鹏啄伤黑龙，种下前世夙因，秦桧害死岳飞，乃是冤冤相报。因此，“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一切皆有定数，正义早被泯灭，千古奇冤被化解为夙世果报，英雄遇害反倒成为入圣超凡的起点。鲁迅对这种文艺的剖析道尽了古今中外一切反现实主义、粉饰与歪曲生活真实的作品的底蕴，也把他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一个方面揭露无遗。

经引用例证多方面剖析后，鲁迅总结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的结论，并愤怒地指出，“在这路上，就证明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这种卑怯的精神状态阻碍着我们民族的自强和振奋，使我们不能睁开眼睛看现实 ，奋发向上求进步，反而赞忠臣，歌烈女，不以亡国为耻，不以沦落为悲。“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借死人的灵光，获得最上的光荣，在自欺欺人的瞒和骗中，走向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末路，这是多么危险的局面啊!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要改变国民性，要振起民族魂，治疗中国国民精神的创伤，首先要靠文艺。封建文人所炮制的瞒和骗的文艺，正是毒害人民思想的麻醉剂。他深刻而辩证地阐明了这种文艺和国民精神的关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要创作出鼓舞人民前进，促使人民精神觉醒的崭新的现实主义文艺，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大胆革新，勇于创作，开辟出 “一片崭新的文场”。为此，鲁迅热烈呼唤“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才是真和美的文艺，血和泪的呐喊，是烛照人民心灵的圣火。鲁迅断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就是由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首的一批闯将，冲破了传统思想和手法的束缚，大胆革新，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异域的营养，创造出来的。从此，一切瞒和骗的文艺都失去了市场，再也不能瞒哄读者，掩盖社会的罪恶，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然而，鲁迅是十分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告诫我们切勿上当，别让新的瞒和骗的文艺又来欺世盗名，毒害群众。他强调指出，歌吟花月的才子佳人文艺可能被赞颂铁和血的文艺代替，“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这种冒牌的爱国文艺，如果仍然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不能深刻反映社会的矛盾，揭出人生的痛苦，那仍然是同一路的货色。只有目光短浅，缺乏鉴别力，又不能睁了眼看的批评家，才会赞赏这种文艺。鲁迅准确地抓住特征，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批评家的形象：鄙薄花月，反对文艺吟风弄月是他们自我标榜的口号。但他们又在爱国的幌子下，闭上了眼睛，不能以清醒的目光去分析和辨别这种新的赞颂铁和血的文艺的实质。实际上，这种所谓有的批评家也仍然是专以瞒和骗为其能事的，他们的眼睛，“或者本来就闭着”，是瞒和骗的文艺家的同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