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贺知章，会稽 (今浙江绍兴) 永兴人，曾任太子宾客之职、性格狂放不覊，自号“四明狂客”，又工诗善书法，为时贤所仰慕。天宝三载(744)春正月，知章因病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诏许之。又求周官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赐诗，皇太子及百官皆饯送执别。李白的 《送贺监归四明应制》 及这首诗，便是在当时写下的。因会稽古属越国，故诗题言 “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镜湖： 在会稽境内。狂客： 指贺知章，因其自号“四明狂客”。清波荡漾，流水潺潺，是对镜湖的客观描写，也是对越中青山秀水的赞美。前一句勾勒出一个清明澄澈的界，既为主人公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幽雅的背景，也为突出主人公的个性作了铺垫。后一句“逸兴”二字尤为传神，一方面它与“狂客”的身份相符，这是突出人物不同寻常的性格；另一方面它与镜湖美景相符，这是对越中山水的进一步赞美。然而，此句最妙之处，还在于诗人巧妙地化用了晋人王徽之的典故。《晋书·王徽之传》载： 王徽之“尝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即会稽)，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 《招隐诗》，忽忆戴逵(字安道)。逵时在剡(剡溪，水名，在浙江嵊县)，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王徽之“雅性放诞”，“卓荦不覊”，尝于雪后月夜乘舟前往剡溪拜访戴逵，天明方至，可他到了门前又返回了。自言： 本来是乘着兴趣而去，兴尽而返，见没见到戴逵是无所谓的。贺知章的性格与王徽之相似，且所去之处又复相同 (帝“诏赐镜湖剡川一曲”，作为放生池)，那么也就更加突出了这位“狂客”雅性放诞、卓荦不覊的个性。所不同者，王徽之凭着一时的兴趣，可以尽兴而返，而贺知章恐怕是一去而不返了。家乡山水之乐，隐逸闲居之趣，这一点他恐怕要远远超过王徽之了。李白在 《送贺监归四明应制》 中说：“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还期待、盼望着贺知章能重返京城。然而“逸兴”太 “多” 的贺知章，是不会与“兴尽而反”的王徽之同日而语了。

诗的前二句已突出地表现了贺知章性格中不同寻常的 “逸兴”，而后又集中笔墨，转写他书法艺术的高超：“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意思是说贺知章的书法可与王羲之相媲美。王羲之曾书写《黄庭经》 换取道士之鹅，贺知章亦不在其下。关于这里所用之典，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论。《晋书》所载，王羲之的确是以书写《道德经》换道士鹅，而非《黄庭经》。洪迈《容斋四笔》说：“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 《道德》 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王琦也说：“夫诗之秀美，原不关乎用事之误与否，然白璧微瑕，不能不受后人之指摘。若太白此诗，则固未尝有瑕者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卷十七) 的确，王羲之是否以 《黄庭经》 换道士鹅是无关紧要的，诗句的主旨不过是借此以赞美贺知章书法艺术的高超。贺知章的书法艺术，在唐代就已是闻名遐迩了。窦蒙的 《述书赋》 即云：“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仇。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张彦远的 《法书要录》 亦云： 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可到也。”这些都足以说明贺知章书法艺术之高超，可见李白之诗亦并非溢美之词。此外，这两句还暗含了贺知章“请度为道士”“还乡里”的史实，及其“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送贺监归四明应制》 的旷达胸怀。

这首诗在艺术上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色： 首先是以虚取胜。这是一首送别诗，但诗人却抛开了常见送别诗的格套，不是从眼前之景或惜别之情着手，而是以想象的手法，跨越到贺知章即将前往的归宿之处——“镜湖”、“山阴”，并在那里充分展示了贺知章不同寻常的“逸兴”、出众的才华及其旷达的胸怀。这种以虚代实的手法，不仅在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充分展示了贺知章的突出个性，而且对于两位至交好友来说，内心的相知与理解，比那种泛泛地言别就更深沉，也更含蓄。其次是韵律和协、语言清新。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格律是严整的，但整首诗读起来却流畅自然，确似冲口而出，毫无规矩、斧凿之痕。清新自然的语言，流畅和协的韵律，恰好表现出二位友人之间坦诚的心地和深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