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酒
(仪狄造，杜康润色之。)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
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
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
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
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陶诗以词直意婉，似澹而实美著称，可此诗却颇蹊跷，题名《述酒》，除两句自注外而绝不言酒，且闪烁其辞，难以释解。黄山谷以诗句与题意两不相蒙，认为有误。唯韩子苍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盖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次年亲封毒酒一罂授张祎，密令酖王，祎自饮而卒;裕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诗人处禅代之世，其曾祖陶侃曾为晋室重臣，父辈亦皆食晋禄，虽同五世相韩之义，但不敢直言，乃借斯辞以抒忠愤。此即诗之所为作，而以《述酒》名篇。由此也就使本诗具有如下的一些主要特点：
其一，诗句与题意似两不相蒙而实相蒙，其纽带是诗人的两句自注： “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传说夏禹时造酒者。《国策·魏第二》： “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名义考》谓“帝女”之“帝”即禹。杜康，即少康，传说中酿酒的发明者。《说文解字·巾部》： “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照常理，诗人此注可以不注，如果要作注，应注为“杜康造， 仪狄润色之。”然而，诗人不只多此一举，而且在自注中还故意作了颠倒，使之成为“醉语”。其用意是清楚的：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题名《述酒》而绝不言酒，就在于诗是醉时所作。实际上，醉翁之意亦不在酒，而在于述刘裕以酒行弑。此诗的真正题意是说：酒乃仪狄造，当年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认为“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而诗句实际所抒写的正是刘裕之酒酖恭帝以亡晋。可见，诗人的这种一笔自注，故作“醉语”，不只是出于一种艺术构思上的需要，让两不相蒙的诗句与题意成为实相蒙，而且诗人的这种故意醉眼也斜，还是对刘宋政权的一种有意轻蔑，是无声的嬉笑怒骂。
其二，诗辞尽隐语，实为零陵哀诗。比如，司马氏出重黎之后，离谐黎，重离又可指午时的阳光。《书》： “我则鸣鸟不闻。”鸣乌谓凤凰。诗以“重离”云云，喻晋元帝建制江左，王谢诸人共赞中兴。《礼记·月令》： “季秋之月，草木黄落。” 《易》通卦验：“立春调风至”，调风亦称融风。诗以“秋草”云云，喻东晋之日渐式微，已不得复为春时之盛。南岳为江南山镇，旧时数术家谓紫云为王气。诗以“素砾”云云，喻江左气象萧瑟，王气已尽。这是以景语作隐语，写东晋之盛衰，并从而暗示了刘裕之篡晋。又如， 《晋书》义熙二年，论平桓玄功，封裕为豫章郡公;元熙二年六月，裕废恭帝为零陵王，而舜冢在零陵九疑。诗以“豫章”六句，谓刘裕发迹豫章，遂于大位，恭帝以天下让，犹不免于弑，此所以令人流泪哀叹，夜耿耿而不能成眠。《晋书》义熙十三年，巩县人献嘉禾，裕以献安帝，安帝以归于裕。《史记·楚世家》： “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共攻白公，杀之。”白公即芊胜，叶公即沈诸梁。诗以“神州”四句，谓刘裕假符瑞以奸大会，今之为沈诸梁者何人!《后汉书·献帝纪》： “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庄子》有“牧乎，君乎”之言。诗以“山阳”四句，借山阳称零陵，谓恭帝已废为零陵王，而犹不免于弑，此所以自卜此生者，宁以州牧为安乐，而不愿作人主。这是以典故与时事杂呈为“醉语”，哀恭帝之不免于弑而愤刘裕之凶残，实际上也就是在悼东晋之亡。再如，王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于伊洛之间，事见《列仙传》。范蠡助越灭吴后，乘扁舟浮于江湖，至陶，改名陶朱公，事见《史记·货殖列传》。 《庄子·齐物论》： “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诗以“王子”八句，故作游仙之词，谓富贵不如长生，并以隐字法，言“晋”运既尽，故“陶”闲居以避世，这就不只是对晋室的一般哀悼，而且还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与刘宋政权的不合作态度。
其三，层层皴染，一咏三叹，章法俨然。全诗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四个层次： “重离”六句，是第一个层次，它借景语作隐语，一笔总写东晋的盛衰。 “豫章”十二句，是第二个层次，它以时事与典故杂呈作“醉语”，其间又以三个小层次，哀恭帝之不免于弑而愤刘裕之忍，一咏三叹，可称沉郁顿挫。 “平王”四句，是第三个层次，它借助于用典，再对东晋的盛衰作一笔勾勒，而与开篇六句相咏叹，以平王东迁喻元帝定都江左，以晋初以三足乌为代魏之祥瑞寓刘裕之禅宋称帝。第四个层次，是最后八句，它故作游仙之词，并以隐字法寄托诗人无可如何之哀思。前三个层次是第一部分，它侧重于说史，第四个层次自为一部分，它侧重于明志。
陶渊明以晋恭帝之不免于弑作为江东王气已尽的标志，说明他是以刘宋为篡逆而以晋室为正统的。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云：“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概，卒无一字称宋初以来年号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我们读了此诗的确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陶渊明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当是无意识的;卒无一字称宋初以来年号，当是有意识的。诗人入宋以后甘守贫贱故辙而不出仕，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但他的这种帝晋而寇宋的思想，应是其中之一。